《青年书信》：愿借梅花护宝刀

    高语罕还教给青年学生写作方法。避免偏见，用客观的眼光、平衡的心理、唯物史观的立场、谦虚诚恳的态度来写作。“有天才的作家常常叙一两件琐屑的事，便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生活和情感，或代表一个人的品格性情，事业学问。如司马迁叙管仲鲍叔；如都德的《最后一课》，只叙述一个小孩子上学的事实，便把法国人对于德国的报仇雪耻的心理描写尽致，这便是经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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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奉周恩来之命联络张发奎、黄琪翔未果，流落在香港。他常常一个人面对漠漠的大海叹息：

    “香港虽然是南国的风味，却已是深秋的时候了！天气也渐渐地凉上来了！早晚已觉得枕边席上不够温暖了！我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孤零之人了！在这茫茫的人海里：谁知我的心情而加以体贴呢？谁能给我以安慰呢？我的老母亲在大淮之滨，我的丽立也远在黄埔滩头，看海鸥冲烟破浪飞来飞去多自由，念人生：何事劳劳，海波万里使人愁。”（高语罕：《九死一生记》第61期，载成都《新民报》日刊1945年10月15日第4版“雄辩”专栏）

    一天，高语罕偶然碰见了他在上海平民女校时的学生王一知。原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除了出版《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和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外，还筹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上海平民女校是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的，分高级班和低级班。高级班教员为：陈独秀教社会学，高语罕教国文，邵力子教古文，陈望道教作文，沈雁冰（茅盾）、沈泽民等教英文，李达教马克思主义理论。除校长李达外，高语罕是唯一住校的老师。上海平民女校开办了8个多月，招收了30多名学员，包括丁玲（时名蒋冰之，后为著名作家）、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钱希均（初级班学员，后为毛泽民夫人）、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夫人）等。

    从王一知那里，高语罕得知杨匏安在澳门居住。高语罕和杨匏安都是中共五大代表，于是联系杨匏安住到澳门杨宅，从此开始了安心读书的生活。

    高语罕写信给女友王丽立，告诉她自己还在人间。高语罕很快收到王丽立自上海寄来的信：“你的信真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我先要谢谢老天，你平安地到了A埠。六月间，你寄给我的六十块钱，都收到了。当时行李一切都准备好，就要去买船票，有人说上游轮船不通，恐怕路途多阻，我只得怅惘地作罢。”

    高语罕回信：“我此次为避乱计，南行两千余里，沿途屡遭劫掠，九死一生，辗转数月，才逃至A埠，而所有衣服行囊，损失一空。但是我现下了决心，若是你那儿可以来，我一定来看你。若是不能来，我便到海外去漂流着，从此天南地北，你我或许今生没有见面的日子。”

    “我平常见你虽然好像孤冷，好像冰雪一般的孤冷，但是这冰雪般的冷里面，却包藏着春天的温暖，万物的生意和地底的无尽藏的火焰在那暗中燃烧着！所以我去年冬季送你那副对联道：敢将色相污神女，愿借梅花护宝刀！”

    “现在我只祝你的病好，我的境遇改进。把我们以前的种种，都让你的病魔，我的旧命运带了去。以后种种，我要靠着你，你要信赖我，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两个合流在一条的幸福之渊的生命！你要尽量地开放那傲霜雪、参天地的梅花，我要把这宝刀的光焰，蕴蓄在你的花房中！”（张其柯：《现代情书第三集》，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

    这些书信，作为高语罕给青年学生的教材。原来，杨匏安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康有为的侄女康若愚，杨匏安的母亲认康若愚为干女儿。高语罕时常和杨匏安、康若愚谈天，也经常教康若愚等几个青年学生写作书信，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写的信。

    高语罕同她们经常探讨政治、学习、恋爱、婚姻、家庭、择业等问题，向他们传输民主、自由、革命的新思想，宣扬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他痛斥旧式教育之诸多弊端：“最讨厌人的是教人做文言文，尤其是我，我见了‘诗云子曰’头就痛，写起白话来，我不是夸口的话，真是一流，做起文言文来，那简直等于上法场”。并且讲了如何写好白话文的方法。要写好白话文，“也只多看小说，小说看多了，人情世故通达了，语句练习熟了，自然而然地提笔就来”。

    高语罕还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他对青年学生讲到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即“量的增加达乎一定的程度，就突然改观”，也就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这时，高语罕觉得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解释太不够，他只是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是谁，扫除了旧考据的乌烟瘴气；同时却又陷入了新考据的窠臼。他虽然指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也就是写实主义。但他并未说明，这一写实主义作品的伟大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里？

    高语罕认为，《红楼梦》中的每一个女子都很奇特，甚至傻大姐，甚至夏金桂，甚至鲍二家的都奇特。所谓善亦奇，恶亦奇，美亦奇，丑亦奇，巧亦奇，拙亦奇。唯有其中男子，除了少数几个没有一个出色的：不是庸俗不堪，便是寡廉鲜耻。其实这也不是偶然，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是具有十足的女性崇拜狂的。

    高语罕还为青年学生选了二十种社会科学书作一个参考，历史经济及唯物主义哲学均包括在内。比如，《资本论大纲》，这本书把《资本论》一二三卷作一个简括的叙述，而且全部组织是尽可能地依照《资本论》的结构，“青年学生无力读原文《资本论》，若能耐心读完此书，则于《资本论》的轮廓，一定可以识得大概。”比如，《社会经济发展史》，这本书虽然只提到《资本论》第一卷，“叙述却很重要，且很有趣味，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译笔信实调畅，对于青年作文亦有裨益。”

    “青年学生读了这些社会科学书，思想上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在研究学问的方法上，也必定要起大变化，那他会感觉眼前的事物都是新鲜活泼，都是值得留心的，无论它是牛溲马勃、竹头木屑，不过是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罢了。”（高语罕：《青年书信》，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序言）

    高语罕对青年学生的谆谆教诲，是由来已久的，同他对青年学生的关心分不开。早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5月5日晨，这个消息由电报传到芜湖。高语罕立刻喊起还在睡梦中的学生：“要响应北京运动，光一个学校不行，今天你们到各校联系。”5月6日，芜湖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次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国耻日）举行大示威。高语罕当场起草宣言，几千字的宣言不到二十分钟一挥而就。

    稍后，高语罕又在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上草拟力争山东交涉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电稿。芜湖革命风潮日盛一日，抵制日货的运动迅速发展。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芜湖群众冲击日商药房。随后，全市商人举行罢市，工人举行罢工，壮大了五四运动的声势。上海《申报》《新闻报》逐日刊载芜湖学潮消息，作为安徽省学生运动的缩影通报海内外。五四运动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变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结成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积极探索救中国的新道路，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新思潮中的主流。1921年3月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单中就有高语罕的名字。

    1922年3月26日，安徽团组织负责人王逸龙特地给团临时中央负责人施存统写报告，说明安徽不能派专人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同时提出由当时住在上海的高语罕作为安徽代表出席大会，并赋予高语罕代表安徽团组织建议表决的全权：“四月上海大会，这里因人材、时间分配不开，实难专人前去。高语罕先生为吾乡健者，住在上海，想与诸君亦常有接洽，兹拟请其如期代表出席，建议表决，皆付以全权，除另函通知外，特先报告。”（《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内部版）》）后因广东革命环境比上海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遂在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改在广州召开。高语罕此时正住在上海，因在平民女校授课未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

    高语罕特别注重教育青年学生“站在民众的立场用唯物史观来写作”。早在上海平民女校时，他就教育学员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人物和事物。“譬如我们现在看康有为，不过是个老顽固。其实廿年前，前清政府看他，也就同现在政府看革命党和过激党一样，然而现在的政治革命的思想的进步，若果寻流溯源，康有为不能说没有功劳。”“立场就是立脚点，站在奉天方面说话固然不对，站在直隶方面说话也不对，就是站在孙中山方面说话，也未见其可。因为，直胜不能有利于人民，奉胜更不能有利于人民，就是孙中山会师武汉，也不见得就能真正有利于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行动，简直要拿平等的眼光去看，自己要站在民众的地位。”

    他还教给青年学生写作方法。避免偏见，用客观的眼光、平衡的心理、唯物史观的立场、谦虚诚恳的态度来写作。“有天才的作家常常叙一两件琐屑的事，便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生活和情感，或代表一个人的品格性情，事业学问。如司马迁叙管仲鲍叔；如都德的《最后一课》，只叙述一个小孩子上学的事实，便把法国人对于德国的报仇雪耻的心理描写尽致，这便是经济的手段。”“譬如红楼梦上写林黛玉，她的一书一画，一榻一几，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皆足以表现林黛玉的精神；水浒上写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各有各的个性和精神，举凡一拳一脚，一跳一跃，虎的腾挪呼啸，和它们挣扎撕拼的情形，都有特殊的表现，不容人张冠李戴。”

    这些作品后来汇集成《青年书信》，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 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