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副楹联，半部官文化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副脍炙人口的名联源自河南内乡县衙，高高悬挂在县衙的三省堂，堪称县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据考证此联为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乡知县高以永撰写后悬挂于县衙内的三省堂，并流传千古，影响至今。今天我们看到三省堂所挂的这副楹联，为启功弟子、书法家张志和所书，它笔法遒劲、对仗工整，许多游客看到后都会在这里驻足留影，默诵抄录，是内乡县衙最具官衙文化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高以永，浙江嘉兴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会魁，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调任内乡知县。当时正值清初战乱之后内乡民生凋敝、经济萧条，高以永忧心忡忡，深感责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烛研墨写下了这副楹联。意思是为官者吃的穿的全是老百姓供给的，老百姓是官员们的衣食父母，当官者不能倚仗权势而欺压百姓，要记住自己也是百姓中的一员；得到一任官职，也不能自视高贵荣耀，为国为民即使丢了乌纱帽，也算不得是什么耻辱的事，不要说一个地方官没有多大作用，要知道地方治理的好坏，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全靠地方的父母官。上联的核心是要正确对待百姓，尊崇“民为贵”，以百姓为天，爱民如子；下联的核心是讲为官之道，要正确对待当官者，淡化“官本位”，以勤政为己任造福一方百姓。全联言简意赅、融为一体，朴实无华又珠联璧合、相映成辉，直抒胸臆谈民意，恬淡轻松道哲理，却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启示作用。

    清同治《内乡通考》评论说：“高以永，广开垦，除匪盗，其有造于内乡者甚大。”面对内乡如此不堪的县情，高义永以关心民瘼为本职，赈济灾民，广开荒田。他为政以宽厚为本，效法战国时单（shan）父县（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县令宓（fu）子贱，崇尚鸣琴而治，政简刑轻，重修了内乡县衙的二堂，并将原来二堂的“思补堂”改为了“琴治堂”。

    高以永秉性宽仁，爱护百姓，在处理命盗重案时往往慎之又慎，不滥用刑罚。曾经有一位孝廉畏罪亡匿，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被羁于县衙，高以永认为儿子犯罪不能株连老人，又考虑到放了老人却无人赡养，于是请示上级将他们祖孙二人一并释放，百姓无不称好。高以永在内乡任职九年后，考核优异，升任直隶省安州知州，后又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离任时，内乡百姓们扳道挽留，甚至有人追送达数百里。清康熙《内乡县志》为其立传，称“高以永，在事数年，温厚和平为治务，慈祥恺悌之声无间遐迩。”后来，内乡百姓为高以永立块“德政”、“去思”两通石碑在仪门之前，并入名宦祠。高以永从内乡至安州，再从安州至户部，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衣服和几本书，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连灵柩都不能运回，靠亲戚朋友资助才得以归葬。

    高以永不仅是一位好官，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之一，身后留有《高户部诗集》一本，嘉兴《竹林八圩志》收录了其一生的诗作数百篇，仅见于康熙《内乡县志》记载的就有诗歌、碑文20余篇。

    一副官德名联迅速走红的背后不仅是其语言质朴、寓意深刻，而且所折射出的深厚官德文化更是引起人们的深思。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官风决定民风，官风正，则民风淳，官德好，百姓就会仿效。反之，官吏失德腐败，国家就会走向衰落甚至灭亡。内乡县衙现有楹联30余副，匾额30余块，镌刻于各房、门、厅等各个地方，这些匾额楹联多是封建官吏题联明志、告诫部属、戒约自勉之作，其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体现了有远见卓识官吏们的抱负、政愿、治安、修身等重要为政思想。比较经典的还包括：“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不求当官称能吏，愿共斯民做好人。”“一丝一粟，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忙里有余闲登山临水觞咏，身外无长物布衣蔬食琴书。”这些对联无一不是用朴素的道理来诠释为官为人之道，代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

    菊潭千载经风雨，官衙几度解沧桑。内乡县衙作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实物标本，见证了千百年的时世巨变，是研究皇权社会的一座珍贵的“文史资料库”。楹联是内乡县衙官德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蕴含着中华民族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伟大智慧，展示着“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的文化魅力。

河南内乡县衙博物馆 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