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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2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雅俗之辩”的建构与超越

汪荣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19年03月12日   03 版)

    科幻文艺作品的爆红,在文学圈早有预兆。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科幻文学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争下了一席之地。这似乎带有某种历史的反讽。长期以来,科幻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得到主流文坛的重视,在小范围内默默耕耘。尤其吊诡的是,在早先阶段,科幻文学一直被划归到“通俗文学”的范围内进行认识和研究,还常常被认为是带有科普功能的儿童文学。这无疑是对科幻文学巨大的误解。我们不难看出:科幻文学通过对“未来图景”的想象来反思人类文明,这种力度和强度是“儿童文学”难以涵盖的。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思想意涵也绝不低于、有时甚至还超过了“纯文学”作品。

    那么,科幻文学的“边缘化”地位是如何造成的?这无疑与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雅俗之辩”有关。回顾“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在文艺领域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白话代替文言,新文学代替旧文学。在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文坛占位和话语竞逐十分胶着。这场文坛鏖战的结果以“新文学”大获全胜、“鸳鸯蝴蝶派”铩羽而归告终。从此,“新文学”获得了文坛统治地位,完成了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建构。旧文学被驱赶到文坛的角落,其中大部分就是“通俗文学”。

    既然有“雅俗之辩”,自然有等级的区隔。“新文学”之雅,对应的是“通俗文学”之俗。换言之,“雅俗之辩”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所建构和制造出来的一个收纳╱排斥的文学史评价系统。隔了一百年的时间往回看,我们可以同情和理解“新文学”彼时所采取的激越言论和战斗姿态。不过,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其实并非壁垒森严,而是有着对话和互渗的可能。“新文学”中有着启蒙的立场和自由的诉求,而“通俗文学”在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之后,也在转型的过程中表达了类似“新文学”的观念。张恨水的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里就有大量新旧交杂的人物和中西交融的生活景观。按照学者王德威的意见,这些“通俗文学”也有“回旋”和“内爆”的踪迹。以小市民群体为受众的“通俗文学”也有启蒙功能。只不过,相对于“新文学”,“通俗文学”的启蒙是“缓慢启蒙”。

    在革命文学中,“雅俗之辩”也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一种彼此缠绕的状态。一方面,革命文学当然是一种“新文学”;另一方面,革命文学的创作却大量使用“通俗文学”的叙事模式和情节框架。两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革命的通俗文学传统”,《林海雪原》等带有传奇性和民间性的作品就是极好的案例。由此可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革命脉络下的文学,雅俗之间都并非二元对立,只不过“新文学”获得了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占位优势而已。

    “雅俗之辩”的文学史传统继续往下延伸。到了1980年代,“纯文学”的概念被发明出来了。这一概念的发明使得雅俗之间的鸿沟得以加深。在其产生之初,“纯文学”有针对时局的美学策略和政治诉求,然而在后续发展中却被窄化处理,成为“纯文学神话”。它挟“文学性”以自重,逐渐形成“纯文学”霸权。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等类型文学无疑成为这个系统所排斥和边缘化的对象。从“新文学”到“纯文学”,文学创作道路可谓是越走越窄了。1990年后,很多“纯文学”作家的创作都走向了自我重复和自我循环的怪圈,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失去了“对话性”,丧失了写作的问题意识和活力。“纯文学”作品的受众越来越少,成为精英读者和学院派读者的专属。

    新世纪以来,在“纯文学”外部风起云涌的各种创作潮流挑战了既有的文坛格局,也挑战了“纯文学”的统治地位。以网络文学为例,由于受众群体的庞大和IP转换的产业效能,网络文学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到了现在,“雅俗之辩”还重要吗?“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之间的“跨界互动”越来越频繁了。一方面,“纯文学”作家会选择“通俗文学”的框架进行创作。例如带有先锋文学色彩的“纯文学”作家李宏伟,写出了科幻题材小说《国王与抒情诗》;广东青年作家陈崇正,写出了富于探索性和隐喻色彩的科幻小说《黑镜分身术》;青年作家七堇年,写出了不甚成功的后人类题材科幻小说《无梦之境》。另一方面,“通俗文学”的作家也越来越趋近严肃题材的创作。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原本属于“科幻文学”阵营中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赋予后人类主义、生态主义和反乌托邦思想,其提问的深度和思辨的难度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纯文学”作家。因此,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不能再被“雅俗之辩”所左右和约束,应该更多地考量作品本身的思想意涵和审美创新。

“雅俗之辩”的建构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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