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如何突破自己

    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小说写作需要激情和才气，需要活力迸发和才情挥洒，但若想写出高水准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更可贵的品质则是长时间的韧性磨炼和思想沉潜。

    陈忠实写完几个有分量的中短篇之后，一度陷入创作的徘徊期。他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四妹子》也一度颇受好评，但是在写作长篇小说方面没有进展。

    1985年陕西省为了促进长篇小说创作，开了一个长篇小说促进会，要求作家在会上报选题。路遥报了多卷本长篇小说《普通人的道路》（即后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也报了一个选题，大家都很兴奋，但陈忠实却老老实实地说，他还没有想好。

    确实，他那时进入写作的迷茫期。他觉得自己写不出一部像样的长篇小说，如果写几个中短篇小说，也只能是重复自己，没有多大突破。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写的《白鹿原》是一个缩略版的中国近现代史，只不过他用白鹿原上的白、鹿两家几代人的命运纠葛来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历程。

    这个题材太大，如果用笨办法，写十卷本数百万字也写不完。小说是凝练的艺术，必须在较短的篇幅展现宏阔的世界；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无法写出精彩的小说。

    陈忠实遇到的问题看似是一个叙述形式的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一个艺术本质的问题：即如何用艺术手段表现历史和人物。

    当陈忠实查访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的旧县志之后，《白鹿原》的小说规模逐渐成型。但是，对他而言最大的困扰是叙述方式的选择。

    伟大的作家总是在关键时候做出关键的选择。古人讲大诗人的标准：才、胆、识、力四个维度，其中，胆是很重要的。没有胆量放手一搏，就不可能产生好诗。

    作家也是如此。陈忠实果断地放弃了原来惯用的细致描写，甚至是白描的创作手法，因为他觉得那种方式不只是陈旧，无趣，而是太浪费笔墨，与他要讲述的历史不相符。

    最重要的是，原来的描写手法让他一下子陷入老套子里去，不能产生一种新奇的充满思辨的叙事。

    于是，陈忠实打算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来结撰《白鹿原》。按照陈忠实的说法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他要寻找一种怎样的属于自己的句子呢？

    陈忠实说，我这次对语言检索的更侧重的一个课题，就是由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的过渡。对叙述语言的喜爱和倾倒，也是由阅读中充分感受其魅力而发生的。最直观的一点，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把它展开描写，可能要用五到十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

    陈忠实对语言的突破，最直接的效果是，他的小说容量获得巨大的提升。

    比如，《白鹿原》的著名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之后的叙述，陈忠实用了九个段落写了六个女人的死，第六房女人用了四段。

    这些段落用的都是叙述语言，但并不显得笼统而匆忙，都是具体的带有描写性质的叙述。比如叙述第五房女人的死，就是这样的语言。

    这里有对话，但是对话不是单独成行，而是融化在叙述语言里；有描写，但是叙述语言的描写直抵事物核心。如果不是用经过深加工的叙述语言，而是用传统的描写语言，这一段700字的故事至少需要七千，甚至万字，需要整整一章的篇幅。

    如果这样算起来，光白嘉轩六个女人的死，就得用五六万字才能描述完，整个小说将会拉扯多长，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按照原来的描写语言写，《白鹿原》就是一本注水的流水簿子，再也难成经典。

    每一个句子都是有生命力的

    叙述语言不是不用描写，而是保留描写的鲜活性，去除描写的啰嗦和过分精细，让句子有一定的伸缩性，既有较大的叙事容量，又不失其内在活力。按照陈忠实的说法是，保留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

    叙述语言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语言形态，而是作家对他的人物的透彻理解和掌握，获得了一种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才可能有叙述的准确和形象，才能恣意纵横而不游离各个人物的气脉，也才能使作者的语言智慧得以展示，充分饱满而又不过不及，废话就不可能落到某个人物身上，是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

    有生命的句子都是活态的，像水一样虽然无形却到处是力道，坚硬如水。陈忠实在锤炼句子方面，表现出大师一样的风范。

    比如，鹿子霖醉酒后调戏自己的儿媳妇，他并不知觉，只是模模糊糊地猜测出昨晚自己可能进了儿媳妇的屋子，肯定做了些什么，但具体真的记不清了。

    这个时候，小说进入一个相当重要的叙事节点：要看鹿子霖和儿媳妇在早上吃饭时候如何表现了。

    这段叙述堪称经典：

    鹿子霖醒过来已到早饭时辰，在穿鞋时似乎才想到晚上根本没有脱衣服，渐渐悟觉出来昨晚可能在酒醉后有失德的行为，但他怎么也回忆不出具体过程。儿媳把一铜盆温水放在台阶上。鹿子霖一边洗一边朝灶房发问：“你妈哩？是不是又烧香拜佛去咧？”灶房里传出一声“嗯”的回答。鹿子霖鄙夷地说：“烧碌碡粗的香磕烂额颅也不顶啥！”灶房里的儿媳没有应声。鹿子霖看不出儿媳有什么异常，就放心地走到明厅方桌旁坐下吸烟。儿媳先端来辣碟和蒜碟儿，接着又送来馏热软透的馍馍，第三回端来一大碗黄灿灿的小米稠粥，便转身回灶房去了。鹿子霖操起筷子搅了搅碗里的稠粥，霎那间脑子里轰然爆响气血冲顶一阵天旋地转，一碗底搅翻出来一窝子铡碎喂牲畜的麦草。鹿子霖端起碗举到半空又改变了主意，没有掷到地上而是原样儿放回桌面。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惊问，摔了碗以后下来的戏怎么往下唱呢？不可改易的关键是自己昨晚肯定做了丢脸的事了；不声不响把饭端进牲畜棚倒进牛槽，然后甩手到保长所去，似乎也不妥，往后还进不进这个门呢？经过迅疾的分析和判断之后，鹿子霖重新捉起竹筷，埋下头大口大口喝起稠粥来，声音响亮诱人，把一根一根麦草刮拨到大碗的一边，直到碗里的米粥喝光刮净只剩一窝麦草，然后对着灶房房：“盛饭。”（《白鹿原》第二十八章）

    这一段叙述把鹿子霖的性格展露无遗：他虽然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他的权威不容动摇，他要在这件事上镇压住自己的儿媳妇——无论是亲了你，摸了你，还是怎么了你，我作为公爹没有什么错，倒是错在你身上。

    这段叙述每一个句子都是有生命力的。

    真诚的作家和属于自己的句子完美结合了

    陈忠实写《白鹿原》之前，确立了自己用一套新的语言写作之后，他便开始自己的语言训练。他用了巧妙的三步走的方法，确立自己的叙述方式。

    第一步，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进行初步尝试。

    他说：“我对叙述语言的理解，在此之前的一些中篇小说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试用过，用一句话说，火候不够也达不到完美。我已深切体会感知到叙述语言的难度，尤其难以掩饰的是，很难用叙述语言从头至尾把一部几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总有几处露出描写的馅儿来。这既是一种语言功力的欠缺，也是对作品人物心理演变准确合理把握的不到位，表象的标征却是语言。”

    于是他在上述两个短篇中进行了有意识的训练。

    首先，他不直接写人物之间的对话，而是把对话的功能压缩到人物的行动叙述中。其次是打破主客体的关系，完全由叙述者主导。

    果然，《窝囊》和《轱辘子客》获得好评，陈忠实更自信了。他又进一步进行实验，接着写了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开始比较熟练地使用叙述语言了。

    第二步，为了能写出有生命力的句子，陈忠实先写了一遍《白鹿原》的“草拟稿”。“草拟稿”是小说结构、人物模型和故事关窍的集中呈现，据陈忠实自己讲，已经初具小说的规模。但是，这个“草拟稿”的最大问题在于，不能用那些富有生命力的句子把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成为一部有血有肉、元气淋漓的小说。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陈忠实用自己甚为得意的叙述语言，把《白鹿原》从头至尾再写一遍，加强语言的活力和黏着力。

    这一遍的写作，不是简单的修改、补充和调整，而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重写。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书中这样回忆自己的这次伟大的重写：

    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语句时，我的心境更沉静了，一种进入近一个世纪前的原上社会特有的沉静。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几个短篇小说的练习叙述的功夫没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对那个历史时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

    这是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

    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的训练、句子的训练，倒毋宁说是一种思维的训练、思想的训练。陈忠实想要表现一种阔大而恢弘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必须用它匹配的语言来实现，而叙述语言的运用正是这种企图的实现形式。

    陈忠实采用的叙述语言与他的“草拟稿”的内容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文学和历史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了，狡猾的文本和澄澈的语言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了，真诚的作家和他苦苦寻找的属于自己的句子在这里完美结合了。

    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叙述和句子里面掩藏着的巨大的历史秘密也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一并慢慢地揭开了。

    一部伟大作品终于诞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郝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