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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小区文艺路28号，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院里是一幢略显陈旧的4层小楼。这栋楼属于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尽管如今市文联已经迁往昆明呈贡新区的行政中心工作，但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主席张庆国仍然每周会到这栋楼中的一间狭窄简陋的办公室工作。
作为市文联《滇池》文学杂志的原主编，张庆国曾经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他的许多小说都是在这栋楼里写成。而他所供职的《滇池》文学杂志，更成就了国内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梦，有的现在已成为知名作家。昆明文艺路28号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和陈旧的小楼由此蜚声国内，是许多文学爱好者神往的殿堂。
记者：《滇池》是由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办的一份文学杂志。昆明并不处于中国的文化中心，但是《滇池》文学杂志几十年来却蜚声中国文坛，甚至被读者列为“中国十大著名文学杂志之一”，这是为什么？
张庆国：《滇池》文学杂志创刊于1979年，它虽然是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办的，但创刊之初的编辑，都是一批从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来的著名作家和资深编辑。《滇池》的第一任主编洛汀，是抗战时期浙江的老报人，跟老舍等中国著名作家都有交往。他确定了办刊的方向要面向全国，不能只办成地方性杂志。刊物创办之后，不断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来昆明讲课，使《滇池》与中国文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滇池》创刊的时候，正逢中国大地上文学最热火，没有哪个国家像那个时候的中国，全民都在热爱文学，国内很多作者给《滇池》投稿，《滇池》的发行量很大，成为1980年代中国的“八大青年刊物”之一。
记者：《滇池》文学杂志到2019年就创刊40年了，您本人也在《滇池》工作了33年，其中，主持工作23年。在这近40年的时间里，《滇池》是怎样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的？
张庆国：《滇池》的目标是，把云南和昆明优秀的作家推向全国，再把省外的优秀作家介绍到云南，跟中国文学保持同步发展。因此，《滇池》每一期的内容，有一半是刊发省外作者的作品。很多作者，我们并不认识，有的是作者自己投稿，有的是朋友推荐来的；我们很重视发现无名作者，只要是好作品，马上刊发。如果是优秀作品，无论作者是否有名，都在刊物的重要位置刊发，比如发头条，配评论等，这使得《滇池》在国内文学爱好者中有了广泛的影响力。《滇池》把有潜力的无名作家称为“原始股”，乐于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原始股”，乐于向中国文坛推荐这些原始股。创刊40年来，数百名优秀作家从《滇池》走向全国。
另外，在编辑工作中，《滇池》也做出了很多创新，比如以作者的名字命名，在同一期杂志里，一次性刊发一个作者的一组小说、一篇创作谈、一篇评论、一张大幅照片。效果非常好，能用丰富而全面的思想来介绍作家。后来，国内很多刊物也都这样做了，大家这样做，共同繁荣文学，不错。
诗歌是《滇池》的一大特色。创刊初期，《滇池》的诗歌编辑米思及是一个著名诗人，他创办的“红土高原诗”栏目，在国内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滇池》一直都很重视诗歌工作。后来，我们把诗歌的版面从5页扩展为16页，制作成“刊中刊”，创办了“诗手册”、诗人、诗歌观察三个专栏。“诗手册”专栏，请中国著名的诗歌专家来操刀，在全国遴选优秀诗人，每期16页的全部版面，就发一个诗人的作品和研究文章，分量重，影响大。
记者：电影《芳华》热播后，您对严歌苓的一篇访谈，被许多人在朋友圈转发。您在《滇池》开设的“谈话”专栏，对话的都是国内一线的作家、评论家，如李敬泽、谢有顺、陈晓明、叶广苓、何向阳、朱晓阳等，深受读者欢迎。您是怎么来做这个访谈专栏的？
张庆国：严歌苓的访谈，是2014年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做的，当时她住在那里。之前我并不认识她，我去北京，约的是另外一位知名作家，他没时间接受采访，向我推荐了严歌苓。严歌苓刚从美国回来，事情很多，为了跟她见面，我等了整整一周。这次面对面交谈，探讨了她人生之路、写作之路，以及对文学的思考。
“谈话”这个栏目，是为了更好地给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文学信息。文学杂志的读者，大多是文学写作爱好者，一般人已经很少看文学杂志了。所以，我们要办得针对性明确。我坚持10年做采访，与著名作家面对面谈话，就是在代替作者去跟作家谈话，了解他们的创作思路、创作过程，跟他们进行文学讨论。
“谈话”专栏，确实也是谈话，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谈个人经历、写作经历、文学思考之类。我不告诉被访者要说什么，被访者也不用准备。我从录音中整理出原始的文稿，再从杂乱的谈话文本中，整理出清晰的思想和内容，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就很好看。如果采访只是发一个提纲给作家，作家通过深思熟虑发回来的文字已经没意思了，而且，有可能他还会把以前发表过的观点，粘贴一些下来发来，就没有信息量了。现场谈话，没有准备，气氛轻松，说的都是真话实话，一闪而逝的敏锐思想，非常精彩啊。
记者：《滇池》设了一个文学奖。有意思的是，这个文学奖的获奖人既有国内知名作家，也有来自山野的普通文学爱好者。这个文学奖除了嘉奖有文学成就的人，它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庆国：“滇池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为《滇池》写出优秀作品的好作家，但同时也跟办刊宗旨一样，发现青年作家，推出文学新人。获得“滇池文学奖”的作家中，有著名作家于坚、徐则臣，王祥夫。同时还有完全无名的作家，比如云南曲靖马龙县的诗歌新人钱玉录，后来，他的作品发表在了国家级刊物《诗刊》上；云南保山市施甸县的小学教师李达伟，后来调到大理市文联去工作，现在写得更好了。
《滇池》每年刊发的作品里，年轻作者占了40%。他们都是业余作者，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在昆明嵩明县兴隆村，有一位叫刘福祥（笔名胖子）的农民，喜欢写诗，秋天他家池塘里荷花开放时，他会约一些作家和当地的农村文学爱好者去家里玩。后来我们昆明作家协会在他家挂了一个牌：“兴隆村诗社”，还在他家办了一个图书室。每年秋天，昆明的一帮作家和诗人就会去他家，朗诵诗歌，讨论文学。去年，这位农民诗人的作品，获得了昆明作家协会的文学年会奖。
“兴隆村诗社”点亮了一盏文学的灯，这盏灯能照亮一些人心灵，这些人又会影响别的人。文学是这样发展的，文明也是这样传播的。不要小看它的影响，每个村都有一盏文学的灯，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记者：有人说，现在文学边缘化了，文学创作滑坡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庆国：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应该说，文学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创作不应该是全民都关注和热爱的东西，如果全民都去当作家，一定不正常的。上世纪80年代那么多人爱文学，是因为人人有话要说却又没地方说，只有文学一个渠道。如今，创作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是正常现象。
但是，中国文学在世界上依然是强大的。云南省作家协会注册会员近3000人，全国各省作协的会员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些人却还在坚持热爱文学和写作，保持了文学的存在，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做好文学工作，办好文学杂志，办好各种报纸，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很重要。
本报记者 张文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