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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来自真实的故事。”这是电影《绿皮书》开场的一句话。
我的所有关于“志愿文学”的灵感，也同样来自真实的故事。那我就接着讲“志愿文学”中那些真实的故事。
2005年夏天，我从贵阳飞往武汉接着去采访，乘坐的是半夜的航班。那天夜里，我一个人，拉着一个箱子，背着一个双肩包，拖着一具风尘仆仆的身躯，在贵阳机场候机厅里来回游荡。突然，我发现很多人都盯着候机厅墙上挂的电视机，目不转睛地傻笑着。原来电视里正播放一个娱乐节目，叫《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的内容、规则及其彰显的理念，对当时人们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颠覆，不论是褒还是贬，总之它受到大众潮水般的热议和追捧。
它对我的冲击除了那不走寻常路的招数、打着擦边球的审美，更是那电视内外汹涌的近乎癫狂的娱乐。后来听到一首歌，叫《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那时候，当然直到现在，大众对于娱乐，都有一种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的疯狂。越是热闹，越是孤独。越需要娱乐，越说明贫瘠。
我拉着箱子，背着双肩包，拖着风尘仆仆的身躯，在贵阳的夜色里，站在喧嚣的机场候机厅里，我感到世界是那么空旷和寂寥。我听到的是，风吹过坚硬的黄土高原，雨打过深山里的百里杜鹃；我看到的是，清晨4点跋涉在山路上的红领巾，月光下朗朗读书的西部少年。我的身体被撑得满满的，像一个待产的孕妇，要生了，要生了，是的。
每次从西部采访志愿者回来，我都觉得自己要生产一次。因为我的肚子里装着无数孩子，那是无数志愿者和孩子的无数愿望。
我也盯着电视画面，但是眼泪夺眶而出。我哭，不仅在西部，在路上。每次采访完回到北京，我通常会坐在西三环辅路的马路牙子上，望着车水马龙，大哭一场。
为什么？因为我的无力，我没有能力改变西部乡亲和孩子们的命运。那我该怎么办？做一个愤怒的青年、一个批判现实的作家，狠狠地谴责那些只知道用至死的娱乐麻痹自己的人们？大声嘲笑那些被认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才因此贫穷的人们？
那么，如果这样，我和别人还有什么区别？
我和别人当然有区别，我不是作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青年志愿者。我认为，每一个从事“志愿文学”的人都应该是一名志愿者。我是带着志愿精神、本着志愿服务的理念去采访志愿者的。我的笔也应该流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那么我的文字就应该彰显阳光和大爱。管什么“超女”“娘炮”，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首先为自己做一些正直的真诚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这样，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电影《绿皮书》讲的是1960年代，一个意裔白人为一个非裔黑人钢琴家当司机，在美国南方巡演的故事。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在不断碰撞中消除隔阂。“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应该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话。在《绿皮书》中白人托尼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问自己为自己做了什么？”我以为，托尼的话比肯尼迪的话更有深意。
从创作“志愿文学”的角度来说，我管好自己的笔，写出美好和壮丽的文学，就是我应该为自己、为国家做的事情。
徐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