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最好的小说是生活自己写出来的

    蒋子龙，1941年8月生，河北沧县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现任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短篇《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及《拜年》分获1979、1980、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及《燕赵悲歌》分获1980、1982、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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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中国“改革文学”之先河，作家蒋子龙的目光始终铆住时代大潮中最关键的改革触点，用文学创作有力地参与和推动着时代的进程。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中只有两位作家，一位是已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另一位是蒋子龙。

    从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到《燕赵悲歌》《蛇神》，再到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蒋子龙的几乎每篇作品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论与波动。

    一生笔走龙蛇关注着急剧变化的社会，如今78岁高龄的蒋子龙依然保持着创作的状态。在本报记者采访时，他感慨比起中年时代，自己写作“锐气渐钝”，但“对世界总有想法，对现实感觉很多，对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还有肝火”。他总感觉潮水般向前涌进的生活把自己卷进去，“想写的太多，可能终究也写不完。”

    他始终认为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对文学创作而言，作品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存在，“最好的小说是生活自己写出来的”。

    即便一生获奖无数，蒋子龙却认为自己在写作上“有一点才华，但是小才华，所以我下的是笨功夫。”

    “于作家而言，第一要务不是写书，而是要先会读书。”谈到读书与创作的关系，蒋子龙强调，作家必须是一个职业阅读者，“不读书是不行的，要广泛地阅读，只要不停笔，就得一直读。”

    倒退20年前，蒋子龙很有把握可以把中国每年出版的所有文学类的刊物、新书都浏览一遍，了解中国作家们的创作情况并熟知其作品，“如今，我没有这样的把握了，因为书太多了。”

    近几年中国的文学创作迎来了“井喷”。有数据显示，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在8000-10000部之间，较前一年数量略有增加。蒋子龙毫不客气地说，书是铺天盖地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文字垃圾。不能支撑民族精神，缺少文学品格。

    蒋子龙把书房视为自己的“精神圣地”，甚至不允许家人帮他整理书房，“哪怕一张纸被动了，我都能知道，这可能是读书人的特异功能。”

    那些别人送的、自己买的书，源源不断涌入他的书房，“不到半年，出入我的书房就很困难。”每到年底，在老伴的督促下，他会花一个月的时间翻书，然后“丢垃圾”。最终从一摞一摞的书里，挑出十几本书来，把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书细致地读、反复地读。

    “所以在今天，读书，首先是要会选择。”蒋子龙建议，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有三类书是必读的：经典类、专业类和兴趣类。

    从经典中可以汲取营养。《史记》是蒋子龙放在书房里伸手就能拿到的书，“我刻画人物、写故事，感到语言贫乏、没有力量，或者创作激情不够的时候，就会打开《史记》，看司马迁怎么写人物，揣摩他的用词、精到的表达。”

    他在长篇小说《农民帝国》里有一处写雨，用的是“鞭杆子雨”，即形容雨柱像放羊的鞭子杆一样，“我认为，这种语言才是符合农村情况、生动的语言。”

    令他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愈发不讲究。今年3月，《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基本不会说诗句（61.9%）和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就是把以前中学学过的东西全丢掉了。为什么？因为现代的网络语言，耍贫嘴、雷人、骂街可以，但要正儿八经讲一番话，讲得有味道就难了。”蒋子龙认为网络流行语破坏了传统文字的美感，“所以经典必须读。”

本报记者 胡春艳 实习生 雷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