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的童老师

    童道明老师走了，走得很突然，才82岁。同学们一片哀伤，因为我们班失去了一位可以随时请教的好老师。之所以称呼他为“老师”，而没有从众称呼他为“先生”，是因为从1979年认识他开始，就喊他“童老师”。

    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给我们开系列讲座，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翻译问题和斯氏体系在苏联的新发展。那时我们是一群青涩懵懂的学生，坐在四楼小礼堂仰慕的望着坐在台上的他：中等身材，戴副眼镜，嗓音有些沙哑，一口南方普通话，讲座内容很学术，很精彩，我们一次都不愿错过，每次都去抢座位。那时他才四十出头，正是才华横溢的年纪。后来，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叶夫列莫夫”、“梅耶荷德”、“塔干卡剧院”、“留比莫夫”、“震撼世界的十天”，还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因意识形态纷争隔绝了近二十年的苏俄戏剧，又被他努力与中国戏剧勾连了起来。

    童老师不单纯是一个翻译家和戏剧理论家，中国戏剧美学观念的变革，假定性手段的广泛运用，都有他在背后竭尽全力的引导，他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戏剧发展的巨大推手，但凡具有探索价值的新戏，他都会到场鼓与呼。那时的戏剧观念很狭窄，记得林兆华在北京人艺导演《绝对信号》，有赞扬，自然也有审美习惯的强烈不适应，林兆华承受了巨大压力，因为他在北京人艺《茶馆》《骆驼祥子》《雷雨》等一连串剧目形成的美学传统上捅了一个“窟窿”。那天晚上是最后一场，我和宫晓东去看戏，童老师也去了，散戏后童老师和我们留下与剧组座谈，我们很激动，童老师则激动得不能自已，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神异常明亮，挥动双手说了许多许多，内容记不得了，自然都是褒奖，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是给林兆华撑腰去的。

    后来他和我们班的关系越来越近，同学们一见到他都会围上去七嘴八舌的提问，他从不拒绝，总是耐心细致地回答，有时还会说：“这个问题容我想想再回答你。” 我们班的演出他从不错过，他甚至可以随口叫出我们班每一个同学的名字，李小龙扮演《培尔·金特》中培尔的母亲奥丝，他高度评价，还在北京晚报为她这么一个普通大学生发了一篇剧评——“可爱的奥丝”。他根本不像个声名远扬的大学者，我们也从不把他当成大学者，他就像我们班天天可以见面的专业老师。

    毕业后我离开了北京，虽然我们通过信，但毕竟远离北京，又没有手机，也就慢慢断了联系。几年前在北京看戏时发现了他，马上冲过去：“童老师！”原先我准备说：“您还认识我吗？”毕竟与他近三十年没见过面，可后半句话没出口，他抬头看见我，脱口而出：“建平！”然后就问：“你在上海还好吗？”接着把我拉到身边：“赶快把我电话记下来，不要断了联系。” 后来我就又像在学校当学生那样，不断向他提专业问题，他仍旧像过去那样不厌其烦地回答，还把他的书寄给我，让我好感动。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专家学者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诱惑也越来越多，有些人专心学问的程度大不如前，可是童老师仍旧是那种精神状态，仍旧是那么纯粹，那么痴迷于自己的学问。他甚至开始写剧本，希望把自己的戏剧美学和戏剧理想通过剧本演出表现出来。我不知道今天的戏剧界还有没有他这样的学者，也许不多了吧。

    好想再拨通那个电话号码，听到那个略带沙哑的南方普通话：“建平啊……”可惜再也听不到了。

李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