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现实生活中苟且久了,都会有想法。于是,内心便会浮想联翩,便会以梦为马,去眺望远方,而诗歌这种文体恰好可以满足人类的任性。
就像刘勰《文心雕龙》里写到的,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也可以“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所以很多人都说,诗歌是最不讲道理的。
比如写“雨”,如果写成散文,可以状其形,画其神,“像牛毛,像花针”;如果写小说,可以用来渲染气氛或推动情节,或揭示人物内心;如果写成诗歌,它可以任性的存在。如“好雨知时节”,好是内心感受,好在哪里,好在雨能知道时节,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哪个时节都可能下雨,太不讲理了。恰好是这种不讲理,突出了诗歌题目《春夜喜雨》中的“喜”字。
与此同理,“黄河远上白云间”,“白发三千丈”,“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可能吗?不可能。正是因其不讲理,才能深深打动读者。
好了,既然你说诗歌可以任性,可以不讲理,那是不是我想怎么乱写都可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诗歌的任性也是有原则的,这种原则就是: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因为黄河的河床高于地平线,远远望去,黄河流进了云里。白发不可能三千丈,但加上“缘愁似个长”,就在情理之中了。“深院”再大能锁住清秋?肯定锁不住,但是,因为寂寞,倒霉皇帝的世界只剩下“梧桐”相伴,所以清秋就被锁在院子里了,也在情理之中。
以此类推,“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不仅在情理之中,还因其不讲理,能直击人心之中最柔软的地方。是的,愁怨这个东西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说明白了,就显得假了。因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新诗继承了传统诗歌的这种任性,并将它发扬光大,成为了文学体裁中最自由的文体。
相对于格律诗来说,新诗又叫自由诗。从形式上讲,新诗不必戴着镣铐跳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需遵循内心情感的气韵与节奏即可。从内容上看,天上地下,体内体外,现实生活,显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时时任性,处处任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性就没有诗歌。卑鄙有通行证吗?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就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样的通行证,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无理之中的有理。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带刀读书如阴阳互补”(李龙炳),“天空不会从楼梯上滚下来”(蒋雪峰),等等。
再如李亚伟的组诗《河西走廊抒情》中的第二十三首:
在人类的上游,河西草原上只有梦境庞大的远行者零星经过,
在那时,预言和报应还很准确,
先知、巫婆还很多,很勤奋,他们认真处理着人间的杂务。
时间还很长,长得没有边际,正在准备变成历史。
铜还在等着哲学。
那时,我和现在一样,最远只能看到银河系。
那时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生命,在春天
我会成为雨水在无边的人间慢慢地下,轻轻地蒸发,缓缓地飞升,
那时的我,还曾回头看了看居延海,低头看了看人生,
想看清自己没被蒸发掉的那几滴。
麦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