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说抵挡记忆的消亡

    有意跳出为自己而写的境地

    写小说，是份寂寞的工作。为着一些疯狂的想法，常常要久坐于电脑跟前，去写一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作品。哪怕这些作品后来都反响平平，自己依然会有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因为只有自己深知，这些故事是如何诞生出来的，是如何面对空白建立起了一个虚构的世界。真正的小说家，只享受写的过程，至于以后，作品反响如何，或者怎样被读者误读，都是作者无法控制的事情。

    这就涉及到“你在为谁写作”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假如你只是在为身边的朋友或者某个群体而写作的话，那你考虑的肯定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你肯定要考虑小说自身的传播与读者的接受度等问题。这样的话，作为写作者，你就得牺牲某些关键的品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批评家将之称为：理想读者。这个群体，是虚拟的，一个假想的概念。

    为理想读者而写作，更具挑战。因为面对这个假想的群体时，你必须得回应小说中一些最为关键的问题。比如：你该如何突破前人已有的写法？你能够为语言注入一种新的活力吗？你的故事该如何获得一种普遍意义或经验？还有一种说法：为自己而写。村上春树在他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探讨过这个话题，他认为，写作令他自己心情舒畅，写作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种“自我疗愈”的意义。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去年年底，我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写《父亲飞》《簸箕耳》《伪夏日》这些短篇小说时，我感到异常轻松，好像这些故事早已埋藏在我的脑海里似的，我不过是顺着记忆把它们牵了出来而已。直到写到《我从未见过麻雀》这个短篇小说时，我才意识到，过去我所写下的这些与童年有关的短篇小说，完全是我写给自己看的，是我写给记忆中的那个少年看的。与村上春树一样，写完这本书后，我也体会到了某种自我净化的作用。对自己孤独的童年，或许也起到了疗愈的作用吧。

    当很多朋友在微信上给我发来关于这本书的想法时（也有些陌生的读者在博客和微博上与我互动），我开始去思考读者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大家的留言，着重点都不相同，有些话题也很有意思。这个时候，我甚至产生疑问：只为自己写作，行得通吗？该不该去迎合多数人的兴趣点？

    不。我不能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做。可以说，《我从未见过麻雀》这本书，给了我写作上的自信，让我在无数个寂寞的时刻里，反复锤炼了语言，修正了自己过去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现在，我必须从《我从未见过麻雀》里走出来，去开拓新的写作领域，去发现更多神秘的现实空间。今年在《滇池》第2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摄影家》，就是我新的尝试。尚未发表的，还有一些。这些小说，我有意跳出为自己而写的境地，现在我希望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群体，也就是理想读者。这个假想的读者群，无形中为我设立了一个写作的标杆，它能够测验出你的写作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进行着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造。

    试图用小说抵挡记忆的消亡

    作家哈金曾写过一篇名叫《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文章，我是在余华的新浪博客里看到的。哈金在文中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还说：“一旦你决心写伟大的小说，你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的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

    伟大的中国小说，从它自身的概念上来看，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让所有中国人都能获得认同感的长篇小说，甚至可以说，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但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它确实是为中国作家建立起了一个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标杆，每位中国作家在写作之前，都应该想象着去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或许正因为这个目标的缺失，新时期以来，我们也很少能够看到这样伟大的作品。

    对这个虚幻目标的追求与渴望，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作家对于现实的敏锐力，它涉及所有人的普遍经验。我们是否能够提炼出像阿Q、白嘉轩那样的人物？是否能够在过往的历史中斩获新的经验？对当代每位作家而言，这其中的艰难与内容的广阔性，不必多说。在今天，大的现实背景与小的个体经验不断在发生着碰撞，所有的个体经验，注定变得越来越琐碎，变得越来越无厘头。如何在当代现实中提取契合多数人精神风貌的普遍经验？这是摆在每位中国作家面前的难题，它对作家捕捉现实的本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哈金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提法，触动了我的神经，似乎我也被灌入了某种隐秘的力量，一股有关理想主义的狂妄与野心。但现在，我只能从一个微小的切口进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和领地。童年就是我开始写作时的一块富矿，在《我从未见过麻雀》这本书中，我就希望能够同所有的西北少年站在一起，去构建我们记忆中的那个世界。去年年底我写的中篇小说《山鬼》，就是我对童年记忆另外的发现，它涉及我对生死与鬼魂的理解。可当我写完它的时候，我又想，或许最能直接回应我的困惑，最能够表达我这种理解的，应该是诗歌，而非小说。

    小时候，我陪村里的老人在沟里放羊时，常常对着面前的沟大喊，这时，就能听见回声。我总以为，生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肉身，一部分则藏在暗处，你根本看不见他的身影，但在那些神秘的时刻，你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那是另外的你在说话，另外的你，能够看穿你的心灵。我当然希望那些空灵的回声也能响彻在我的小说里。

    写完《山鬼》后，我回了趟老家。可当我再次站在那棵大桐树下面的时候，心境却完全不同了，我突然发现，所有的记忆都已消失在了风中，我在小说里拾取的记忆仅仅只是一些零星的碎片罢了。我感到痛苦，感到无尽的悲伤，但一个依靠着故事取暖的小说家，又怎能抵挡得住记忆的消亡呢？对我而言，我一直都在试图用小说抵挡记忆的消亡，也努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小说，然而当面对过往、历史与现实时，我又常常感到茫然无措。

    所幸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永远将是浮现在我心头的梦，它势必要伴我一生。伟大一词，也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梦幻。构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将永远同那些伟大的作家同行，他们伟大的作品，就是带领我们飞翔的加速器。在写作的长途中，我们不再感到孤单。如哈金所言：“作家们会不再被某些时髦一时的东西所迷惑，会把眼光放在真正伟大的作品上，会将世界文学中的巨人作为自己的导师或对手。”

    期待遇见更多的不曾相遇过的作家

    人们回想起某些瞬间或记忆的时候，就会手舞足蹈，就会去唱那些久远的歌曲，也可能要跳支舞，还可能要喝上几杯。但当人们试图忘掉俗世间的痛苦时，我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阅读。阅读能让人很快地从时间中抽离出来，然后躲进那些昏暗的缝隙间，聆听上苍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历史的彩虹，也会听到世间美妙的声音。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面孔的变化，绝不仅仅只受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正是出于那些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事物的影响。阅读就是一个关键因素。我自己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完全得益于阅读的塑造。尽管现在的我，仍有着很多失败或者残缺的地方，但我依然感激阅读。阅读首先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内心，而非当下的这个世界。

    史铁生、杨争光、余华、莫言是我喜欢的中国作家。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就像闪烁在夜间的火光，幽暗深沉，丰满灵动，它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作家孤寂的内心世界。史铁生对生命、爱情、上帝、困难的苦苦追问，显示出他内在的独特性。余华和莫言的长、中、短篇小说对我影响很大。

    2016年，我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几部长篇。他的每本书其实都是在写他自己，他把人的痛苦、寂寞、矛盾、欺诈、背叛、仇杀、恶心全都写进了小说。他没有妄想写下整个世界，他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自己的内心。在艺术的领域上，这确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路径，因为没有一个作家愿意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恶魔斗争。《罪与罚》就是一部伟大的俄罗斯长篇小说。

    卡夫卡、契诃夫、海明威、马尔克斯、鲁尔福则是我一直在反复阅读的作家。尤其是马尔克斯对我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无论是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还是他的短篇小说集《礼拜二午睡时刻》《梦中的欢乐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总能启发到我，并将我及时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我热爱卡夫卡与契诃夫的所有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

    阅读势必会改变一个作家的气质。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家以外，我还与很多作家、诗人的作品相遇。做个不甚恰当的比喻：阅读就是充饥。又想起高建群先生说过的一个词：日渐坐大。阅读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日渐坐大的过程。回头看看，自己也列了些书，但很显然，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小时候玩的一种纸牌游戏：弥竹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书单就会越弥越长，越弥越密集。阅读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进入那些未知的领域。

    我期待遇见更多的不曾相遇过的作家。

范墩子（90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