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一切所能报效国家

    “我们家族有位大英雄，专打鬼子的，还参加过日本受降签字仪式。”

    “哇！他叫啥名字？在哪里？我们去见见他。”

    “他叫苟吉堂，不晓得现在哪里，我们也没见过他。”

    ……

    在我小时候，族人在一起摆龙门阵（聊天）时，经常会出现上面的对话。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岁月在不断流逝，爷爷辈们相继在等待中离世，苟吉堂大英雄还是没有回过乡里。有人说他已牺牲在战场上，有人说他去了宝岛台湾，也有人说他依然生活在大陆。

    随着时代进步，信息日渐发达，近年来我们对打小就崇拜的家族英雄才有了清晰的了解。

    幼年丧父 自强自救

    吾儿兴华：

    见字好。我因病自感时日无多，随寄自述与你。

    我与生俱来为一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我的个性，自幼至长至老，都具有两方面的秉赋：一为耻不若人，另一则又不肯损人利己。因此，我一生为人的方向，不问置身田间，或投身工商，以及从事军政，莫不由良心血性出发，凡事都重视真理——正义，而且爱打不平。像我这样一个无产阶级，而又是毫无背景的穷小子，要这样干脆而挺胸直背做人，溯及有生以来，必然曾受尽人间一切折磨。

    不过，一个忠于人民，厚于大众的人，虽然在生活史上濒临危险，遭遇诋毁和摧残，但也往往履险如夷，绝处逢生。这显然是古人所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真理。在鼓励像我这样一个有公无私的自信者，朝着恕道而与人为善之旨奋进。所以我有生的奋斗，虽然遭受过不少的挫折和牺牲，可是往往所遭遇的任何困难，都因人类的真理未泯，而正义始终未曾死亡，都迎刃而解，这也是聊足自慰的。

    ……

    1959年底，苟兴华收到父亲苟吉堂这样一封家书。

    原来，苟吉堂在1958年被下放到四川西昌农村，1959年受伤带病返回成都。几个月后，其工作单位发给数月生活费后退职，从此失去生活来源，仅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家庭经济拮据加上身体伤病，苟吉堂以为自己时日无多，就在病中整理了《苟吉堂自述》，随家书一起寄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苟吉堂1898年农历腊月十八生于四川省宣汉县西北乡一个叫苟家湾庙坪上的农民家庭。苟吉堂7岁上私塾、9岁进入苟氏总祠族立新制小学，学习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10岁半，父亲不幸染病去世，苟吉堂作为家中的男子汉，辍学和母亲一道农作为生，承担起家庭生计的重任。

    在《苟吉堂自述》中，他这样写道：在父亲早逝、子女尚小的凄惨年代，母亲坚贞坚韧，将5个子女拉扯成人并且培育起来。如果没有母亲超人的见识与毅力，说不定姐妹弟兄们老早就随先父弃世而去，我也再无生命延续到今天。“尤其像我在八年抗日的卫国大战中，得以身体发肤和全心全意尽一切所能报效国家，都是母亲当年所赐，这是母亲赐给我的恩惠。”

    日本求学 请愿被抓

    16岁那年（1914年），苟吉堂被引荐到宣汉县中学当校工。县中的新式教学，对于只读过4年私塾的苟吉堂来说，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苟吉堂每天干完工作后，就站在教室外面听课。1920年，苟吉堂到地方商号先后担任职员、商号经理，并将业务货船出省范围扩张至湖北武汉。苟吉堂目睹各地军阀混战，国家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决定到日本学习军事，以图报国。乡里贤达听闻苟吉堂有此雄心壮志，纷纷解囊资助他到日本投考士官学校。

    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训练中，教官下令卧倒，不论身在何处，有没有水坑，苟吉堂都立即卧倒。有的中国留学生则对教官的指令打个折扣，找一块干净地方才卧倒。有日本教官感叹：此人将来必是有用之才。求学时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苟吉堂认为有辱国格，经多次抗议，校方终于将其改为“中国学生住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苟吉堂随即参与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游行，后被捕并关进东京宪兵监狱。在狱中，日本宪兵威逼利诱，引诱他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可继续留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当初本来就是抱着报国之心来日求学的苟吉堂，严辞拒绝了日本宪兵的要求。日本当局见苟吉堂“冥顽不化”，下令日本士官学校开除其学籍，并立即将其遣送回国。

    为表达其报国之心志，苟吉堂在日本宪兵监狱关押期间，将自己的经历写在狱中洗脸用的白毛巾上，内容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晚，日军强占我东北，实施种种破坏与屠杀和劫掠，并怂恿宵小谋叛藉口满洲独立，其罪恶施于朝鲜复加于我。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且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露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荆棘，期他日国有所救。在总退学的当中，日人加我代表等为煽动退学风潮之祸首，拉我等拘禁冤狱三十小时，此为在狱时所用之纪念面巾也。时十月二日晚于东京若松町出狱后。吉堂志”（文中标点由作者标注）

    当年那条白毛巾，已由苟吉堂之子苟兴华于2014年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

    八年抗战 保家卫国

    1937年，苟吉堂到对日前线的13军汤恩伯部任中校参谋，因破译日本人印刷的《察哈尔兵要地志》，在汤部脱颖而出，成为重要幕僚。后来，汤恩伯称苟吉堂是“抗战中无役不从的助手”。

    “七七事变”后，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成为阻击日军的天然屏障，中国方面在此布置重兵防守，汤恩伯部国民革命军第13军就是南口战役主力。苟吉堂在1946年撰写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南口之战）中写道：“南口的得失，其影响于华北与西北的存亡，其关系至深且巨。”

    在抗日战争中，苟吉堂先后参与了数百次战斗。大型战役除了南口之战外，还有漳河战斗、子洪口战斗、鲁南战役、鲁南苏北会战、鄂南会战-保卫大武汉会战、鄂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中原会战、湘西会战、黔桂路上的反攻等14次大战。作为抗日有功人员，苟吉堂以其出生入死的英勇表现，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多次受到嘉奖。

    看到这些，我终于明白在老一辈族人心里，苟吉堂为什么是一位大英雄了。

    抗日有功 见证受降

    1945年9月初，苟吉堂收到一封由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发出的信函：

    第三方面军苟参谋长吉堂：

    通知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定于九月九日九时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礼堂举行，请苟参谋长吉堂台端届时参加为荷。

    信函内附红色的入场证显示苟吉堂的座位在“地字第51号”。还有一页“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参加人员注意事项”。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苟吉堂出现在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现场，见证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国政府投降这一历史时刻。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曾经被日本士官学校开除的中国留学生，14年后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出现在日本投降代表面前。

    苟吉堂受邀的这份珍贵邀请函原件，已由其子苟兴华于2014年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成为该馆的珍贵文物。

    1949年初，苟吉堂看破国民政府的腐败黑暗，辞去国民党军职，在重庆依靠种地、打米等，自食其力。1951年，经同乡长者、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介绍，苟吉堂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负责修建教学楼和宿舍，种花木。1976年10月15日傍晚，逝世于四川大学儿子家中。

    原来苟吉堂并没有牺牲在战场，也没有去宝岛台湾，而是一直工作、生活在大陆。

    苟吉堂没有回过家乡，但他对母亲喻氏的怀念从未衰减。在《苟吉堂自述》中，他这样写道：

    唯因先母的在生之日，她老人家，未尝享受天伦之乐，尤其先母于一九三二年逝世之时，我因职务羁于当时的军中，迄今日尚未一度扫墓，我不但子道有亏，且永远是罪孽深重的压在我自己的心头。不过，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即因病辞职解甲而息影人间后，始终保持我过去为民为官大半生中的平民生活，既无动产与不动产的积蓄，依然像我四十年前童年的农民生活那样朴实——勤俭而自力劳苦在生活，对人类社会和自己的良知良能，毫无愧怍；这就是我报答先母喻太夫人，苦心孤诣培育我盛德于万一的私心。

    透过这段话，让我更加深切地了解到苟吉堂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大爱情怀。至于小家，那个童年曾经生活过的苟家湾，在有像他一样更多的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美好而奉献的奋斗者共同努力下，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苟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