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老师的两封信

    王蒙老师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创作之路。《青春万岁》《这边风景》《活动变人形》等作品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他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成为众多读者心中的偶像。王蒙老师已年过八旬，却依然精神矍铄，每年都有新作品问世。他在新疆的青春岁月并不算太长，却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他离开新疆，却无法忘记曾与他朝夕相处，亲如兄弟般的天山南北的父老兄弟。

    假如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那里给他们看看王蒙老师的那封信

    1980年代初，我与王蒙老师的长子王山共事。一天，王山拿着一叠厚厚的稿子对我说：“这是我父亲新写的一篇作品，让我拿给你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一位大师级的大作家，向一位小字辈求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呀？怎能不让我受宠若惊呢？作品有97页，沉甸甸的，写在每页450字的稿纸上，每一页都工工整整。

    作品的题目叫《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我认真拜读了三遍。作品叙说了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维吾尔族小人物的故事。王蒙老师通过这个人物的心理、思想、行为，拿去表现了社会的另一个侧面。读毕，感觉很新鲜、很清新。后来，这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6期。

    1994年5月，我去拜访王蒙老师。那时，他们家住在北京东四十二条一个四合院里。我们聊了很多，王蒙老师饶有兴致地谈了很多他在新疆的生活经历。

    那天他听我说次日去新疆，告辞时，他找了一页纸，给我写下了“想念天山南北的父老兄弟”的便信，交到我手里说：“请你一定要转达我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问候。”

    后来，我到了乌鲁木齐将此信给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协和好几位作家朋友们看，他们看了都感觉很温馨，纷纷点头称赞。

    遗憾的是，那次我未能去伊宁，未能把那信带给王蒙老师曾经待过的伊宁县巴彦岱镇的乡亲们看。假如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那里给他们看看王蒙老师的那封信。巴彦岱这个小镇因王蒙老师曾经驻足，而有了别样的意义。

    王蒙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谈道：“回想和谈论我们在伊犁的生活，唤起并互相补充那些记忆，寄托我们对伊犁的乡亲、友人的思念之情，快要成为我和家人谈话的‘永恒主题’了。”

    勤劳、善良、睿智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接纳了王蒙老师，王蒙老师也融入了他们的心里。人们也通过王蒙老师的笔，了解到了我们维吾尔族农民兄弟的智慧、幽默和令人感动的人情味。

    在新疆的那些年，也充实了王蒙老师的人生，丰富了他的创作空间。王蒙老师对那里的人们，的的确确充满了最深的感情和最大的敬意，这种感情和敬意充分体现在这封“想念天山南北的父老兄弟”只有11个字的便信里了。

    最好的友情、最好的故事，已经在王蒙老师的笔下了

    学会一种语言并不容易，王蒙老师在那段时间里，怀着一种对一个民族敬畏的心情学会了维吾尔语。他学习和使用维吾尔语的精神，赢得了我们的同胞对他的尊重。他每次见到我们就用流利的维吾尔语交流和对话。对话交流中，他时不时讲出一些维吾尔语中的歇后语、谚语、俗语和小笑话，听了让我们很惊奇、很敬佩。

    王蒙老师在谈到学习维吾尔语的经历时，说，“话通心也通，我学的不仅是语音、词汇、语法，我学的是声调、是场合、是心思、是文化、是格局，也是方式，我贴近的是维吾尔族人民的灵魂。”“话换话、心交心，话与心放在一起，是我这一生最快乐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赢得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友谊和信任。”王蒙老师不仅自己学习维吾尔语，还鼓励儿子王山也学习维吾尔语。后来，王山上新疆大学时真的选择了维吾尔语专业。

    王蒙老师与许多维吾尔族作家、诗人、翻译家有着密切的往来。其中，有曾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铁依甫江大哥，曾经担任过《诗刊》编委、自治区作协副主席的克里木·霍加大哥，他们都是最受维吾尔族人民尊崇的诗人。

    1971年，王蒙老师从伊犁回来在自治区文联工作，与他们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相互开玩笑、逗乐。我们维吾尔族，特别是伊犁人喜欢拿别人的外号相互善意开玩笑。铁依甫江大哥的外号是“牛”，克里木·霍加大哥的外号是“油饼”。有一次，王蒙老师与铁依甫江大哥、克里木·霍加大哥等几个朋友在一起时，偶然看见一头牛在哞哞地叫唤。王蒙老师立刻抓住机会，得意地向着那头牛把眉毛一挑，乐呵呵地看着铁依甫江大哥，周围的人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铁依甫江大哥心知肚明，一本正经地对王蒙老师说：“喂，老王呀，那头牛饿了想吃青草，快去给它喂一把！”（那时，铁依甫江大哥知道王蒙老师在自家院种了许多青菜）周围的人听了差一点笑喷了。

    铁依甫江大哥曾经创作过《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等众多爱国主义诗歌和《唱不完的歌》等柔情的爱情诗歌。克里木·霍加大哥喜欢春天，曾创作《春之歌》《与春天同来的诗歌》等歌颂春天的诗歌。可惜，这两位优秀的诗人，分别于1988年、1989年先后仙逝，一位58岁、一位59岁。他们去世之后，王蒙老师写下《哭老铁》、《满面春风的克里木·霍加》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

    《哭老铁》这篇悼文中，王蒙老师不无遗憾地写道：“在老友老铁有生之年，自己竟没有翻译他真正的佳作。”而对克里木·霍加大哥的深情怀念，他评价说“他是可爱的好人，好诗人。”随后，他又充满感激地写道，“我们轮流抽莫合烟和阿尔巴尼亚香烟，我们用各种警句妙语谐语来相互安慰解脱，曲折地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样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

    其实，最好的友情、最好的故事已经在王蒙老师的笔下了。

    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时，就是铁依甫江大哥和克里木·霍加大哥极力向玛拉沁夫老师推荐我来《民族文学》工作。那时，我从北京回到哈密老家插队接受再教育，然后当工人、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日报》社工作，刚结婚不久，不想再回到北京。最后，还是在铁依甫江大哥和克里木·霍加大哥的再三劝说和说服下，来《民族文学》工作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我一直想把铁依甫江大哥的主要好作品翻译出来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2015年才得以出版发行。这部以铁依甫江最著名的诗歌名字《唱不完的歌》为书名的书出版之后，我去送书给铁依甫江大哥的遗孀海丽其汗时，她取出一封王蒙老师当年写给铁依甫江大哥的信对我说：“请你保存好这封信，替我向王蒙老师问好。”就这样，这封珍贵的信到了我的手里，珍藏至今。

    这是王蒙老师在铁依甫江大哥病重之际写给他的。信的开头是维吾尔文写的，后边是用汉文写的。

    用维吾尔文写的那部分意思是“铁依甫江同志，你好！我衷心希望尽快完全康复……”

    后边汉文是这样的“我的维(吾尔)语写得不好，下面只能用汉语写了。听说你住了院，做了手术，效果很好，我是又担心又是欣慰。望多加保重，放宽心思，好好休养。并问全家安康。”最底下用维吾尔文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简单明了，没有过多的赞美与安慰，只是用寥寥几句话表达了他对这位诗人的真诚惦念和祝福。

    他最好的年华与这块宝地紧紧缠绕在一起

    王蒙老师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新疆，只要有重要的有关维吾尔文学活动或庆典活动，他都会出现在现场。

    2007年10月，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第16届新疆汗腾格里文学奖”颁奖大会。王蒙老师上台发言，用维吾尔语只讲了一句话，“今天从大会的规模和我们的这四位‘阿克萨卡勒’（原意为白胡子之人，转意为长者，这里是指四位出席会议的维吾尔族领导）莅临现场来看，我们的维吾尔文学大有希望！”这句有其非凡意义的简短讲话获得全场雷鸣般掌声。这一句话中有鼓励、有期望、有欣慰。

    王蒙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也是创作的主题，我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新中国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她的辉煌成绩我分享了，她的曲折与坎坷我也有经验 。”

    后来，王蒙老师相继写下了《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你好，新疆》等名篇。他在自传《半生多事》和多部作品中，详细记录了那段往日的时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王蒙老师写下了70多万字的长篇巨著《这边风景》，叙说了美丽伊犁河的风情。搁置近40年后，2013年略加修改付梓发行。这部巨著因其反映了当地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内容包罗万象，被誉为新疆的“清明上河图”。

    王蒙老师在新疆16年的年华流逝，从一个28岁的青年，长成44岁的中年人。他的女儿在那里出生，他的亲人在那里逝世。他最好的年华与这块宝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新疆哺育了王蒙老师，王蒙老师也深深地热爱着新疆。

    王蒙老师一生获得了无数个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和平与文化奖”等奖他都得过，2019年还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王蒙老师说：“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王蒙老师用一生歌颂人民，用文字凝聚团结人民，赢得了自己的尊严，用文化的爱、文化的理解和对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情义，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天山南北父老兄弟们的爱戴。

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