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山高与诗意的村远

    这个春天，疫情情绪断断续续，好在有两位朋友的好书陪我度过：女作家林雪儿记录脱贫攻坚的长篇《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张生全反映乡村振兴的长篇《重返蜀山》。

    优秀的作家总是在挑战惯性

    四川小说一直有个优良传统：乡村叙事或者叫乡村图景书写。早期沙汀和李劼人，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周克芹，再到后来的嘉陵江、大巴山作家群，叙事脉络，一直很清晰。乡村早不是那乡村，作家换了一茬茬，可总觉得里面隐含某种绵延不断的东西，似乎挺强大。

    就说近两年。阿来《云中记》写了一名祭师与一个随山体滑落的藏族村庄，小说明确地打上了四川乡村与藏民族文化两条烙印。马平的《高腔》从题目、题材，甚至文本，哪个方面看都是典型的本土书写。乐山周恺的《苔》土腔土调讲述晚清乡村和小城的迭部，离乡村更近，距城市稍远。大凉山阿薇木依萝的《蚁人》写农村人进城各种不适，貌似异化的乡村叙事。

    乐山的林雪儿和眉山的张生全呢，几乎同时推出乡村题材，或非偶然。

    张生全几年前一连搞了好几部历史题材。以洪雅柳江为背景的《最后的士绅家族》定位明确，也最为成功。三年前，张生全说，不再写过去了，尝试一下当下，特别提到要写一座蜀山。我就想，他要寄托的蜀山是哪一座呢？岷山？峨眉山？青城山？大雪山？还是他的家山瓦屋？

    林雪儿据说也在孕育一部超越个人医者经验的当下题材。林雪儿是妇科医生。《妇科医生》和《亲爱的宝贝》受到读者欢迎，除了驾轻就熟的女性心理和视觉，还有妇科医生天然的善良与悲悯，以及对生活、生命和人生，超出一般人的铭心刻骨。我手写我心的林雪儿，很大程度体现了作家的动机态度与作家情感的表里一致性，这令我敬佩。闭关两年，远离职业背景打造的全新力作，还能带给我一贯的美好吗？

    叙述惯性，是双刃剑。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怀疑他俩是不是有点冒险。都说扬长避短，他俩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尽管有疑问，可我还是保持了期待，因为我相信他俩对于文本的掌控能力，能支持叙述的变数。优秀的作家总是在挑战惯性，求证陌生的路上。

    山有多高，村有多远

    我几乎是同时拿到《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和《重返蜀山》的。担心纯属多余：张生全的那座山，就不是“一座山”；林雪儿的未知领域，却是一个明确的乡村。绕了一圈，他俩在题材开拓上的华丽转身——原来不约而同又回到四川作家的叙事轨道上来——那蜀山的山高，与马边的村远。

    山有多高，村有多远。这是一个审美的互文话题。一边是诗意栖居，一边是落后闭塞，形而上与原生态，接纳与拒绝，逃离与被逃离，所有以矛盾综合体为张力的乡村叙事审美，从上世纪开始就已被本土前辈们翻来覆去嚼了不知多少遍。可以说，林雪儿和张生全正在干的，可能是件吃力不讨好的活路。二十一世纪的乡村叙事，又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尝试撑破审美疲劳的天花板，演绎一番与世纪变革同频共振的新时代和弦？

    马边我没去过。我的马边，完全来源于林雪儿的经验：它在乌蒙山区的大风顶。大风顶很大，草木葱郁。一群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彝族同胞，赖以栖居。它叫雪鹤村，离北京不仅仅是距离上的偏远，还贫穷，落后。当然那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说话做事大大咧咧，善良的善良，耍脾气的耍脾气，一个个乐天派。

    张生全并没有交待笔下蜀山的出处，但从他的讲述来看，他对那座山那群人再熟悉不过。各种家族恩怨和世情瓜葛，扯不断，理还乱。老的不开化，认死理，年轻的，一厢情愿，想跟别人划清界限。男男女女，有钱没钱，都有血有肉，不遮遮掩掩，敢爱敢恨。那一幕幕，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熟悉而又陌生。

    最关键的一点，两个乡村的老百姓，都在干同样的大事，脱贫攻坚或叫乡村振兴，以图改变乡村的日常困境和人情窘态。

    当然，这是宏大的也是时髦的主题。如此，问题也来了。两位作家似乎都面临同样的叙事障碍：如何规避表面的主题热闹和叙事雷同，深入乡村的那些鲜活细部，除了讲述什么，呈现什么，传说什么，展开什么，还要像神经末梢一样，更深入地触摸那山那草木，那村那群人的集体意识，感知他们的共同情感和温度。也就是说，作家能不能完全把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盲区给屏蔽掉，然后一头扎进去，像有机细胞一样，与那里的山水草木同呼吸，与那里的父老乡亲共命运，最后完成两处描写对象与一致文化意义的转型演绎和反哺性倾诉，这不仅仅是创作的态度问题，更是个审美的技术活。

    显然，张生全和林雪儿都很好地做到了。他俩的写作经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山那草木，那村那群人。张生全和林雪儿，都在农村出生长大，后来客居他乡小城。多年的笔下实践，散文的抒写也好，小说的固化也好，多是变换形式的个人经验，去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城乡的历次巨变。无论乡村忆旧，历史感怀，还是现代经验，无非文本递进，叙事伦理那么清晰地自在——曾经的“乡村”，诚实的也是善良的叙事。这也是我说的，他俩很好地继承了四川作家传统的意思。

    但是，他俩笔下的乡村又那么地不同——

    蜀山，那文化的山高：海拔的“高”，还具生生不息的神性（母性）的意义。那里的人天然地与外界有着某种不信任甚至对抗，他们机智地与城里人周旋，因为他们为了守护祖祖辈辈的大山崇拜，不想按照别人的想法去改变既定的习惯和日常。也许，他们是错的，不合时宜的，但他们毕竟努力过，挣扎过，像中国乡村版的堂吉诃德，可这不就是自己乡下一些亲人么？

    马边，那诗意的村远：地理的“远”，被主人公的情怀缩短到了三棵树——那叫核桃、柏树和栎子树的三棵大树，还有一本叫《万物的签名》的书，一段叫远方的审美空间（距离美）。脱贫攻坚当然不是诗人写写诗那么畅快，也不是修条路，集中搬迁，发展核桃、茶叶，搞几个项目，处理些乡村干部小腐败等那么简单。主人公从北京来到这里，实际上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一棵草木种了下去，不仅是种在地理的那一段远方，也是种在情感的那一片近里。于是，那村那人，与那山那草木，一样焕发生机。

    显然，他俩的乡村审美，不可替代。比如，林雪儿真情洋溢，引领我们“对自然和人性温暖的向往”（阿来）；张生全冷静诚实，“并没有贸然地给出乡村振兴的答案”（阿来）。再如，张生全把众多的人物放在圆心事件中，让他们放纵性情，自由倾述，由挖掘人物多变的内情，表现乡村问题的纵深；林雪儿更擅长让人物随个性心理的线性流淌，在更开阔的城乡空间和叙述视野中，成长丰富，揭示命运。又如，林雪儿的行文不疾不徐，并不拘泥于在特型细节上用力，而是一点一点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编织主人公的日常美好情绪，文笔致敬周克勤；张生全坚持一贯的戏剧性场景营造，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说，以“嘲讽悲悯的笔触写世态”，又颇有沙汀遗风。

    《重返蜀山》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喜旺、唐朗、严庄、邓娟、黄昌婆、觉英、李师公、马月英、李秉、施西西等。他们各自代表一种不可或缺的底层姿态，共同营造了蜀山的生态群落。有了他们，蜀山丰富而生动。张生全在刻画他们的时候，固然有着多年乡村生活不可磨灭的原型记忆，但张生全拒绝了模式化，更拒绝同质化，目的就是要雕塑一群乡村英雄的个个不同。他们是作家的父母兄弟，乡里乡亲，也是读者记忆的唤醒与共鸣。他们是作家流向各个方向的泪点，最终汇聚成多声部的情感之瀑，在小说的结尾突破我们的心堤，一涌而下。

    《北京到马边有多远》的主人公林修，更是理想化的个人英雄。他是小说的男一号，始终占据着作家笔下的C位。第一书记林修是虚拟的英雄形象，但他与林雪儿在体验生活时挖掘的那些个原型，又是高度重叠的。林雪儿一直在寻找一个有诗意有情怀，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契合的小说人设。她去马边采访扶贫干部，整理纪实稿子时，她发现这个人设天然地存在。他阳光智慧，诚实善良，爱憎分明，身体力行，眉间有星空，胸中有家国。他是作家日常审美的那一个（他），更是每一个我们集体理想的同一个（他们）。他或者他们的事迹会让你鼻子发酸，让你看到平凡中的不平凡。他或者他们最大限度地消弭了日常审美的琐碎，在主人公、作家和读者之间，无缝构建了感动与被感动的多向网络，也留下了现实冲动与叙述呼应的典型个案。

    当前，正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关键时期，需要自上而下的关切与自下而上的共鸣形成有效合力，也包括文学讲述的用力。作为一项全新的文学命题，它的宏大和难度，超越了作家既有的写作经验，也将极大地挑战作家关于现实丰富的捕捉与历史深广的洞察能力。这个时代强烈地呼唤优秀文学的典型与完整性的表达，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说，“这一非常迫切且鲜明的‘应做之事’，说起来是容易的，实际上做到是非常非常难的。”

    文学的应有之义

    越是广阔和陌生的，越是未知和可能的。越是挑战的，越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作为基层作家，张生全和林雪儿的直面和担当，难能可贵。他俩选择了中国乡村的细胞——那山那草木，那村那人，以它们为叙事之本体，深情地去仰望，小心地去解剖，勇敢地去塑造，最后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忐忑不安，丰富生动，又富有文化内涵和诗意温暖，值得感动值得期待的审美画卷——

    林雪儿，自由地倾述了个人英雄塑造的快感；张生全，没有回避基层干部群众集体觉悟的复杂性。

    林雪儿，塑造了一个面对他们，从来没想过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改变别的，而是只想着感化什么的林修；张生全，刻画了一群面对自己，一次次突围，又一次次被等待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彷徨和矛盾沦陷的英雄。

    林雪儿，几乎唯美的纪实，最大限度模拟了生活的真实和温暖；张生全，矫健敏锐的笔触，提示还应关注那容易被忽视的尊严。

    他俩的乡村其实都是进行式的，也是互补的。

    不管是理想主义，还是悲观主义，他俩都寄托了自己的文学追求。

    作者简介：

    沈荣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思想及文艺史随笔作家。现居四川眉山。

    责任编辑：只恒文

沈荣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