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应该既是止血钳又是手术刀

    诊断诗的好坏是一项虚弱的工作，尤其在普遍标准碎裂的时代，每个认真从事写作的人都是一座岛屿，有着自己的水源、森林与气候。当我们将诗纳入好与坏的辩证之中时，我们是在生产诗的秩序，制造判断的金字塔，一个文本让我们感到乏味，常常是因为它太好了，好得那么标准，又好得那么媚俗。

    一首诗应该是可以投入使用的，这种使用也许是最政治性的，虽然这首诗可能在技巧上服膺于纯粹美学的，虚无的纯诗论，它因为它非人的坚硬与不透明而抗拒一般意义上的阐释，这种阐释滤去了文本的形式，仿佛一场换血，一次透析，通过对文本忠实的不忠实生产出一套半吊子的诗歌黑话。德里达说：“文学批评在形式上是十分哲理性的，即使从事这一行的专门人员并未受过哲学家的训练。”在他看来，“这种看法未必是一种赞美。”所以，我也不会为诗歌刻下墓志铭，不会为诗歌盖上“检疫合格，允许屠宰”的公章，不以标准播撒一种文本的等级制。诗，应该既是止血钳又是手术刀。我提供的，是一种作为可能性的书写。

    诗被空白与沉默规定着，一根根笔画楔在纸纤维里，它狡猾而又怠惰，像积木，在没有被游戏的参与者砌入一种形式时，它只能沦为肉茸茸闪着光芒的碎片。阅读即是修改，加固与拆卸意识形态机器的游戏。不仅仅书写本身，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上构成内在的革命，阅读，作为落入火药式的文本的火星，也具有革命的爆炸力。

    我们的主体处在变动与构型之中，文本也不可能服从绝对的形而上学臆想，像胶片，以黯淡的单色调屈服于主题论的暴力管辖，一种无止境且反复无常的“紧急状态”，忍受道德论的剪刀与修辞学的舌头对它的割裂。

    细节是不可删减的，这些细节仿佛光滑的镜面上一个凸起的扭结，让我们的面容突变成不可忍受的、莫名其妙的荒诞。细节永远在自相矛盾，与一个理性主义的预设立场抗诘，在此种意义上，细节是一种反复的、结结巴巴的、神经质的涂抹，仿佛一个未睡醒的人给牙刷上涂了过多的牙膏。那语言的死结，应该产生某种效用，用以治疗癌症、失眠和幽闭恐惧，它反对对完整与正常的一切界定。简言之，它是对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使用，即积水的嵌套。

    特邀编辑：曾松亭

谈炯程（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