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正的魔幻变奏曲

    《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在青年作家陈崇正的文学世界里，虚构的南方小镇半步村是他的根据地，以半步村为原点，他编出了一张蜘蛛网，这张网上的每一条细丝都接通了现实，也挂满想象的露珠。而奇诡的想象力、变异的现实镜像，是陈崇正寻求小说接通现实的方式。一面扎根于现实，一面以传奇的想象构成故事叙述，陈崇正的小说犹如一章寓言式的魔幻变奏曲，在怪诞的想象中直击人性的痛楚。

    近日，陈崇正接受了《中国青年作家报》专访。

    让岭南文化的汁液浸润我的文字

    记者：你曾说过，你理想中的文学作品是“绵密而富有想象力”的，并且这种绵密受到家乡潮州文化的影响和浸润。人说潮州人“耕田如绣花”，那在你的文学田地中，你如何理解这种创作的“绵密”？在你的创作中，这种带着文化基因的“绵密”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陈崇正：写作从来如鸭子潜水，必须等到露出水面才能看到天空。我是在一次偶然机会回到老家潮州，在观看一个工人雕刻木雕工艺品时，突然内心有了感悟。我早期是不成功的青春文学作家，有阵子也写了大量诗歌，当然也是不成功的，真正的写作应该起步于十年前，就是在大概2008年我写出《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之后，我才确定了自己对于小说这门艺术的一点信心，我将这个小说视为某种新艺术的起点。

    此后我马不停蹄写了十年，谈不上有什么艺术自觉，只是明白自己的写法和路径大概不是太讨喜。但看到木雕工人一刀一刀雕刻巨幅作品时，我内心似有所动，这时才反观我成长，思考潮汕文化对我的影响。所以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为之，或者说并非你想自己变成什么风格，就能成为什么风格。相反，写作的风格本身应该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反复实践中才慢慢明晰自己的意趣与追求，然后更为自觉地修正这样一种艺术感觉。

    记者：很多人把你当作“东莞作家”的代表之一，潮汕山间的“半步村”及其所归属的“碧河镇”，是你小说叙事的一个原点。在你看来，家乡广东的文化，特别是农村文化给了你怎样的精神滋养？你认为在你的创作中是否有受到相应的影响？你是否想过跳脱出这种文化氛围，寻找另一种写作的可能？

    陈崇正：我大学毕业后在东莞工作了八年之久，那段时间便被当成是东莞作家，后来我到广州工作，又变成广州作家。如果哪天我去北京或上海工作，大概也会成为北京作家和上海作家。这种称呼大概也不需要自诩，而应该是别人需要在地域上认识你。但总的来说，应该说我是一个广东作家，我虽然在三个城市都生活过，但这三十多年基本都是在广东度过的。地处南方以南，呼吸着来自南海的海风，我目睹潮汕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切身感受到过去这二十年间科技发展对每个人的影响，这些对于一个广东作家来说，应该是巨大的财富。广东有三种方言，也可以说有三种不同的文化，潮汕文化是其中的一种。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来说，既是独特的写作资源，同时也是需要自我突破的囚牢。或者说，每种文化都是如此，既有它精妙的一面，也有它让人厌倦的另一面。比如潮汕文化便是如此，它精密而有分寸，但无疑也有黏糊糊的附着感，让人迷恋家乡，更愿意生活在这种文化所营造的舒适区。而具体到写作这件事情上，我做得更多的不是跳脱，而是对岭南文化进行了一些拆解，将之当成若干元素穿插在文本中。我无意去经营一个完整的文化标本，而更希望通过打碎它，让岭南文化的汁液浸润我的文字。

    记者：谈到创作，你的作品中明显带着超脱现实的荒诞。在你笔下现实意味浓厚的严肃小说里，这些脱离现实的叙事设定是你的作品的一个支撑吗？你觉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想象力是一种必需品吗？

    陈崇正：恰恰相反，我不认为这些脱离现实的叙事是我作品的支撑，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怪诞的现实才是我想象力的支点。比如我设置的分身术，其实还可以往前一步进行深挖，分身术不是小说的支撑，现实的分身乏术才是。分身或者是因为有限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确定只有此生此世，所以不得不分身，被迫追求多份平行的感情；或者因为逼仄的生存空间，让人不得不八面玲珑，不得不言行不一，不得不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或者可以说，是诸多的“不得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小说就是要将人物逼入“不得不”的境地。在这样的地方，想象力的起飞才具备了意义。小说创作中布满了各种歧途，有这诸多无效的难度，诸多无效的想象力。想象力对小说家来说至关重要，但让想象力变得有效，变得高效，我认为更为重要。

    记者：正如你所说的，在这些超脱现实的想象设定背后，你的很多作品无疑是对现实锋利的展现，读来有一种寓言式的魔幻变奏的气质。这种糅合了传奇小说和严肃文学的寓言式的创作是否是你写作中最重要的探索方向？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思考？

    陈崇正：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通俗传奇小说中吸取营养，我认为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简单进行两分的思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对于文学场外的人，你可以告诉他们文学有“严肃”与“不严肃”之分，因为这个区分在他们那里并不存在。

    你说你是写小说的，他就问你是写什么小说的，他期待的答案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悬疑小说这些能够快速定位的文类，而作为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你就无法快速把自己归类，你也不愿意进行归类，于是你需要给大众科普严肃文学的概念。但如果你是文学场域之内的人，就不能像区分山羊和绵羊一样将文学分为严肃和通俗。这两者之间是会流动的，是会互相成就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所以，文学的评价往往具有后置性，喧嚣的文学场背后，尘埃落下去会有更厚实的土地，那里才是文学的正统。我相信在雅俗之间藏着小说写作的密码，我愿意在这中间寻找新的可能。

    记者:人物的复现在你的小说里曾数次出现，你曾用一种“移动的肖像”来形容你遇到的人物。请你具体谈谈你对“移动的肖像”的诠释，你认为你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是否有这种“漫画式”的倾向？你在构思一个人物的时候，是先有这个人物的设置，还是更多服务于你的情节？

    陈崇正：“移动的肖像”是我对过去这二十年身处广东这个改革开放桥头堡眼之所见的总体概括吧。过去这二十年我主要在三座城市生活：潮州、东莞、广州。我取了这座城市的公约数，虚构了一座叫东州的城市。而在写作中，我突然发现我笔下的人物会漂移和串联，有些甚至会模糊不清，反复出现。不过我慢慢发现，我身边的人确实如此，经常会漂移和串联，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广东是人口流入大省，我身边生活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他们也在快速流动，保安、服务员、快递小哥、房产销售……乃至以稳定著称的教师群体，都以不同的速度在流动着。而我家乡潮州的人们，他们的肖像倒是稳定的，他们很多人就在那个小村庄里生老病死，但却因为我是流动着的，他们在我的视野中也变得模糊起来。我从十六岁出门求学之后，与故乡的联系就如脐带般若即若离，在珠三角定居后基本就切断了脐带，每次回乡那些原本熟悉的名字也成了“移动的肖像”。所以在我看来，“移动的肖像”并非一个虚无的概念，而是对客观现实在文学画布上最真实的投影，因为移动而造成的模糊，成为真实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小说中所谓的“人设”深深反感，一如在现实中我看到刻意经营人设的活人。至于情节与人物，这个还真很难说清楚何者为先。在不同的小说中，有不同的处理吧。

    “下一部作品说不定就会做得更好”

    记者:在你的作品里，你书写了很多关于死亡、谜团、孤独、恐惧等的议题，同时也偶尔会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和温情的闪烁。你是怎么关注作品中人物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你觉得你这些关于人性的不断反思和书写是否有一个核心的母题？可以具体讲讲你是怎么通过架构故事、铺设情节、刻画人物来展现你对人性的思考的？

    陈崇正：我想关于人性的反思和书写，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干的事情，而是广大从事形象艺术的人都在研究的课题，包括电影和小说，都需要不断去剖析人本身。对我而言，我探索过很多生存主题，比如孤独、恐惧和死亡，但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主题。就如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其实也面对着不同的主题，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不断拓宽自己原来对人性的认识，以让我适应这个世界，也让我的感觉更为精准。

    记者：你曾说“90分是作品的一道金线”，在你看来80分和90分的作品有怎样的差距？如何让一部小说能从及格修改成精品？

    陈崇正：“90分”的说法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讨论模型，因为在不同的人那里，这条分数线必然差异巨大。如果要说80分的作品和90分的作品有何不同，那可以这么理解，写一部90分的作品需要运气，很多时候付出的时间精力大概比另外写两三部80分的作品还要多。虽然每个人对于90分的定义不同，但我想，一个作家必须有追求90分作品的信念，才有可能获得90分灵感的青睐。然而，让一个作家成为重要作家的，大概是一部99分的作品，但99.9%的作家都没有这样的耐力、天赋和运气，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所以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茫茫大海中每个作家都在为了那0.1%努力寻找自己的岛屿。 

    但也正是这么一点点希望之光，成了写作这个行当最大的幸与不幸，每个作家都期待幸运之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记者：你是怎么利用创作谈来梳理自己的写作的？你还有什么写作上的习惯或者独特的妙招吗？

    陈崇正：我曾写过一部叫《正解》的书去讨论写作，你可以将之看成是一本创作谈，数量可观。如今回头看用创作谈教人写作这件事还是有点傻，不过我打算继续傻下去，想找个机会重新整理这部书稿，让它更能总结我的写作经验。创作谈有时候确实是很好的道具，能让自己突然明白身处哪个舞台，明白自己正在演哪一出戏。所以可以将创作谈视为自己和自己谈创作，这一部作品中没有完成的部分用创作谈说出来时，有时会把自己吓一跳，“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于是，下一部作品说不定就会做得更好。

    喜欢写作就不要介意道路曲折难行

    记者：从开始写作以来，你在短篇、中篇、长篇和系列作品上都有了一些积累，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在这些年不断的输出过程中你有过感觉“写不下去”的时期吗？一个作家如何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陈崇正：写不下去应该不能说是一个时期，而是每时每刻。总体而言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作家，别人走直线到达的境地，我总是曲曲折折才走到目的地去，所以每次感悟都特别多。正因为如此，我几乎每个作品都有“写不下去”的时刻，常常感觉十分沮丧，觉得自己就要难产而死，江郎才尽。不过每每经历一段时间的煎熬，总能起死回生，觉得刚完成的这一篇还行，后面保不准就写不出这样的了。创作的本质应该是一种欲望，就如孔雀需要开屏，三角梅需要开花，保持欲望的方式，大概是不要活得太差，也不要活得太好，就像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记者：对于有志于成为专业作家的后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送给他们？

    陈崇正：写作本质上就是和时间对赌，赌谁更能接近永恒。对于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如果非得说些什么，那就说，如果真的喜欢写作，也就不要介意道路曲折难行，写就是了。

    责任编辑：只恒文

赵晨琰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