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六堂人生课

    “王阳明是谁？”

    这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提“致良知”的圣人吗？不就是那个立德立言立功都第一的“明朝一哥”吗？不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让日本大将军也“一生惟拜”的传奇战神吗？

    “我不是这个样子！”

    分明听到王阳明一声断喝。

    哪来天生的圣人？我只不过是个肯下笨功夫的庸人；哪来不朽的“第一”？我只不过是个有血有肉、愈挫弥坚、知行合一的普通人；哪来无敌的“战神”？我只不过是一位和你一起切磋践履“心学”的师友和战友：为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我们正在出品筹拍电视连续剧《天地人心·王阳明》，就是小心谨慎，不乱拍阳明先生马屁，如果把阳明先生当作一位可亲可爱的师友，相信阳明先生会开心快乐起来，真诚传习，娓娓道来！

    听听王阳明穿越500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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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学习汲取了尧舜、孔孟以来的圣贤思想，但也有创造性转化。比如针对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将古本《大学》“在亲民”一语改为“在新民”，王阳明并不认同，阐述了他的亲民思想。

    他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民富民，王阳明始终以民为本。

    王阳明认为“亲民”的核心道德是“仁”，并用于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孝是仁道的工夫起点。尽孝不是仅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推己及人，爱天下所有人的父母。“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

    王阳明在江西做官时，有一对父子发生争执，吵闹不休，找王阳明为他们评理。王阳明并没问是非曲直，而是给他们讲了几句话，结果话没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而去，和好如初。王阳明的学生很奇怪，问他说了什么话。先生说：“我说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弟子更吃惊。王阳明解释说：“舜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为自己是最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

    王阳明用余姚的先贤圣人舜的故事，正话反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让争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动、反躬自省。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为官、为学、致良知是“一体化”的。为官者要以德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文明素质，做人民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晚年王阳明的“越中三记”（《尊经阁记》《亲民堂记》《浚河记》），更是把亲民思想发扬光大。

    经过王阳明的点拨指教，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每日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王阳明为其写下《亲民堂记》。另一篇《浚河记》，同样是为百姓兴修水利做实事的政绩观鼓与呼，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

    国犹家，体现了王阳明的家国情怀。

    王阳明13岁就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书。次年，他和父亲同游居庸关，亲身调查边关防务，“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或许就是今天的研学游吧！

    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军平乱。其父闻之大惊，“斥之为狂”，少年王阳明“乃止”。

    当时北方边关告急，朝廷下诏求言，王阳明复命后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极富爱国情怀。

    治国先爱国。

    王阳明从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这样的思想，对文天祥、屈原等人充满崇敬之情，留下很多爱国诗篇。比如，“苏武坚持西汉节，天祥不受大元官。忠心贯日三台见，心血凝冰六月寒。卖国欺君李士实，九泉相见有何颜。”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从小与伏波将军结缘。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的爱国英豪，以善于用兵著称，曾经率领大军征讨交趾（相当于现在两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广西横县的郁江乌蛮滩北岸有座马援将军庙，与京师远隔千里，当时身在京师的王阳明竟然在梦中拜谒过这座庙，醒来后他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治国为亲民。

    1516年，刚刚艰难取得平盗寇大捷的南赣巡抚王阳明，班师回朝。一路看到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阳明喜中有忧，《还赣》诗中一句“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思考如何使外逃百姓尽快返回家园、安居乐业，把这看成自己为官的第一责任和要务。

    1517年，当地三月不雨，正是农事繁忙之季，王阳明忧心如焚。他一面勤政为民，一面虔诚祈雨，果然连续下了三天雨，百姓大喜，王阳明抑制不住与民同乐的心情，欣然写下《回军上杭》诗一首，反映平乱初期当地百姓境况，以及自己由忧转喜的心情。

    后人多把王阳明的成功祈雨神化。王阳明在当时就给“天人感应”赋予了新内涵，即“以民为天”，具体说就是通过除弊兴利，动员百姓一起抵御自然灾害，根据当时风俗和百姓文化接受程度，借祈雨向灾民讲明实情，沟通官民关系，协力同心，落实抗灾措施，以安民心，而不是兴师动众，借祈雨之名行扰民沽名之实。《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专门提到，逢这样大灾，为官者要带头“减膳撤乐”，访贫问苦，积极赈灾，“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顺应传统礼仪，坚决反对造谣迷信。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1520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待罪之至”，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1520年，江西诸县发生水患，王阳明命令各地官员开仓济民，以缓解灾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灾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员爱民如子，给予百姓行实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费钱财粮食而不救百姓之灾患。

    基层管理创新。

    王阳明绝大部分仕宦生涯是在地方各级任职，历任龙场驿丞、庐陵县知县、南赣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

    抓好基层管理创新，就是抓好国家治理的末端创新，王阳明基层管理有“三招”。

    第一招：仁爱亲民，体恤百姓，强化教化德治。

    王阳明半生为官，有机会在其为官吏的地区推行孝道、敦厚风俗。他也珍惜这样的机会，做了许多造福百姓之事，例如平定叛乱、安置流民、教养百姓等。其中，兴办针对少儿开设的社学（明代基层教育机构），蒙以养正，影响深远。

    1518年10月，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主要目的是在劝谕百姓的基础上，明确乡约内部权利、义务规范，将儒家伦理道德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导乡民的思想行为。

    王阳明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礼制和道德规范，通过平实的语言，向百姓传达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规范，劝告百姓寻医问药不迷信、婚丧嫁娶不铺张，从而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

    第二招：增设县治，重建行政区划，推行群众自治。

    王阳明初到南赣就发布了《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父老子弟》，颁布《南赣乡约》，实现了从官方主导向民间自治力量的转化，事实上加强了基层政权领导力。

    推行“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十家牌法”将十家编为一牌，登记家庭的详细信息。牌内十家互相监督，轮流负责收集信息，随后通知各家相互知晓，有可疑情况立即上报，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事发后连同治罪。王阳明还着手恢复乡里制度，重申乡里的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的职责。通过“十家牌法”和乡里制度的结合，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第三招：整顿吏治，安抚民心，同步加强法治。

    王阳明一方面主张在基层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礼仪劝善改过，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措施对违逆者严加惩治，体现礼法刑政共治的特点。

    王阳明在治理基层社会期间，深感一些基层官吏习气恶劣，他采取措施对吏治进行严厉整肃，以减少官吏的巧取豪夺，给百姓带来切实好处。

    江西发生水患时，一些官员无视生民疾苦，“乘机窃发，惊扰地方”。王阳明发布禁约，对官员活动作出严格规定，告谕属地官员“务须轸念地方，痛恤民隐”。

    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在处理军需的粮草和兵役时，要亲自编派任务，按照规定秉公处理，不得私下收受贿赂，不得扰乱百姓生活，“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军法”。德法共治，威震一方。

    爱国辨忠奸。

    27岁那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疏，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其中的“权奸”，直指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后因此遭祸入狱。

    王阳明在为官从政后，就用良知践履真正的忠诚。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民族平等团结。

    王阳明谪居多为少数民族的贵州龙场之际，近乎绝望，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向他问好、送粮食，帮他搭建房子，房子虽然简陋却令人温暖。王阳明写下《何陋轩记》，认为“伪君子”才是真正的“陋”，那些少数民族的土著人，有着“外朴内美”“安而乐之”的品质，只要给他们文化教育，一定从物质到精神都可旧貌换新颜。有时，王阳明还和龙场各民族百姓共办宴会，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一醉方休。

    王阳明对当地少数民族因俗化导，培育了大批心学弟子，更使儒学文明在贵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践行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他自觉以儒家的仁作为道德规范，其言其行表现出惠民、爱民之民本思想，对维护贵州民族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王阳明无限的爱和思念。

    王阳明《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

    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重视粮食。

    王阳明每到一处为官，都非常重视耕种稼穑。在其应绍兴府官员所请而作《新建预备仓记》一文中，开宗明义：“仓廪以储国用，而民之不给，亦于是乎取。”从治国治民角度立意，点明了仓廪于国、于民的紧密关系。

    即便在龙场当一个小小驿臣，王阳明也不忘一粒米中见大义，写了很多诗。其中，很多首带有陶渊明那样田园耕耘劳作的隐逸风格。比如，他在《观稼》中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阳明始终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守此本，敬此天。

    （注：此文不是学术论文。尊重经典原义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一些古文进行了通俗白话转化，不妥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