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远：我愿意接受“打工诗人”的称号

    “我从内心愿意接受‘打工诗人’的称号。”罗德远说。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27年前，罗德远从四川到广东寻梦，并在这里完成了从一名流水线产业工人、媒体人、打工诗人、文化人才等的角色转换。

    如此大的“跨界”，他是怎样完成的？

    近日，笔者对这位“打工前沿的歌者”进行采访时，罗德远正在增城家中整理《中国打工诗歌40年精选》。他说，这是为纪念中国设立经济特区40年，整理一本集子做个念想。我翻阅了一下目录，发现遴选的近500首诗作，均出自粤港澳大湾区260多名产业工人作家之手。

    “……我的一位名叫杨贵妃的巴蜀老乡/间接将岭南荔枝推向水果之王/另一位名叫苏东坡的老乡 则成功策划了/诗歌营销的文案。停止命运的奔跑/我靠在增城的挂绿树下/阳光发烫 内心荡漾/思考有无可能将增城荔枝写进/新的风雅诗篇 让诗与名一道走红/千古流传……”在罗德远去年夏天写的《奔跑的荔枝》片段里，他利用唐、宋历史人物杨贵妃、苏东坡，将自己出身四川泸县、扎根广东增城的身世链接起来。

    到广东打工之前，罗德远在贵州玉屏、四川泸州有两段打工经历。1989年冬，回到家乡云锦山下，创办农民文学社《荒原星》。《荒原星》乡土文学报陆续出版12期，给罗德远贴上了“有文化”的标签，他被推举为村团支书、村副主任等。“十二品芝麻官”的工作，使罗德远更加贴切地听到乡村的声音，并创作出《高山》《想去城市走走》等一批诗歌，随后见诸《中国青年》《诗刊》《四川日报》等。

    1993年盛夏，罗德远南下寻梦。曾经日晒雨淋的打工苦难，让罗德远非常珍惜在宽敞明亮车间里的工作，从不向人提起深藏内心的文学梦，只在睡觉前躲进蚊帐里写诗，悄悄投稿。直到有一天，公司办公室主任拿着一张“绿条子”（稿费单），在车间找到正忙活的罗德远时，工友们才知道身边“隐藏”着一个诗人。

    后来，罗德远文学创作羽翼渐丰，跳槽到文学杂志当编辑。不久，当时在国内单期发行超20万册的《佛山文艺》，推出他写的《黑蚂蚁》：“……舒展双腿/我要踢开粘滞的土地/站立起来/会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罗德远坦承：“写这首诗跟当时的角色转换有关，毕竟脱离流水线、靠文学谋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而今终于‘踢开粘滞的土地’，确实有些激动。”

    《黑蚂蚁》为罗德远带来不少粉丝，先后收到数百位读者来信和邮件。“大家都说诗中蕴含的意境，与他们在流水线上的心境十分吻合。”

    写诗加上编辑文学刊物，让罗德远在产业工人群体里渐渐积累了人气。罗德远深知，在数千万打工兄弟姐妹中，能够像他这样通过文学创作、写诗改变命运的，其实并不多，但总有那么一些产业工人，没有放弃文学梦想，如果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表平台，也许能让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盈。

    2001年夏天，罗德远等人在广东惠州创办一份民间诗报，倡导的“打工诗歌”迅速得到产业工人的积极响应，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厂，掀起诗歌写作热潮。比如许立志的《许立志的诗（4首）》、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黄吉文的《打磨工自述》、冉乔峰的《夜班手记》等。

    “产业工人里能够产生优秀诗人、作家，但需要引导和发掘。”罗德远说。他同时又有些担忧，产业工人是新的工人阶级群体，他们的诗歌就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史诗，呈现的是社会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罗德远指着面前的《中国打工诗歌40年精选》打印稿，说：“这本书有着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我在选稿时，尽量抓住主旋律，让人们看到这个群体的勤劳、坚韧与追求，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有人说，中国产业工人千千万，打工诗人好几万，靠写诗或文学创作改变命运，很难。但罗德远是个幸运儿。15年前，经各方举荐，时任《创业者》杂志编辑记者的罗德远，与王十月等9位诗人作家，作为优秀文化人才引进到广州增城落户。罗德远从此结束12年的漂泊生活，开启人生的另一种跋涉。

    8年前，罗德远通过公开竞岗成为增城博物馆副馆长，后来转任图书馆副馆长至今。在从事一些阅读推广活动时，他发现当前的产业工人综合素质、理想追求、精神文化需求都非常高。“他们的思想、视野远比当年的我们要宽阔很多，他们提倡新观念、追求新时尚的想法非常强烈，已经融入新时代。”

    “像留言给东莞图书馆的农民工吴桂春，已经将自己当成一名东莞人。一纸留言让人感到一座城市的温暖，让产业工人感受到这里需要他们，东莞做到了。”罗德远说，这其实是政府、社会、企业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多赢。文化、文学对产业工人的惠民，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我们需要以一种平等而不是俯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让他们掌握更多的技能，通过更加丰富的业余文化活动，组织、引导他们参与到科技创新和社会管理中去，让他们找到归属感。”

    “我记得熊国华（著名诗评家，编者注）这样评价过你：罗德远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千百万打工者心灵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使者，他所倡导的‘打工诗歌’，如同打工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一样，理应在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我问，“这一席之地，你希望以怎样的身份命名自己？”

    罗德远连连摆手，说：“熊老师这个评价太高了，我担当不起。但如果真能有一席之地的话，我还是愿意为产业工人的打工诗歌、打工文学做点儿事。”

    责任编辑：只恒文

苟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