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声音与文学的力量

    在各地林林总总、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中，于金秋之际举办的“北京十月文学月”，以其京味文化与文脉绵长、群星璀璨与硕果累累、文韵书香与平台效应、跨界融合与创新机制，深得业界和文学爱好者的认可和喜爱。迄今“北京十月文学月”已走过5个年头，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盛会。

    “文学的力量”——这是2020年第五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的主题。面对疫情常态化的新挑战，今年的“十月文学月”创新活动模式，开展线上线下联动，以“主会场+分会场”连线机制，发挥首都文化的辐射力和引领作用。其中，两场重头活动——“对话十月签约作家”和“第五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最为引人关注。陈建功、曹文轩、李洱、张清华、宁肯、陈福民、石一枫、付秀莹、刘大先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围绕“文脉绵长，文学高峰的经典回顾”“交相辉映，群星璀璨的北京文学”“继往开来，面向未来的经典写作”三个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旨在致敬经典，继往开来，共同感受文学的力量，打造新时代北京作家群像，推动新时代北京文学创作新的高峰。

    寻找新的文学创作可能

    对话十月签约作家，10月15日下午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范稳、东西、弋舟、张楚、石一枫等新的十月签约作家，他们以“新现实主义与文学形式创新”为题，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共话如何寻找新的文学创作可能。

    参加这次对话的作家，都有北京或外省生活经验。1979年生于北京的石一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在石一枫的作品中，“京味文学”似乎已经不再与那些仪式化的旧有风俗相关，而是被内化成了一种语调、思维方式和写作态度。在范稳、东西、弋舟、张楚等作家的笔下和创作图景中，也都有各自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故乡情结及城市新人物。他们在超地域的书写里，丰富了北京文学。

    面对2020年突来的疫情，弋舟感慨地说：“我们的生活骤然加速，以往很多的经验突然变得无效，甚至我们对汉语本身的理解都发生了动摇。什么叫‘勇敢’，什么叫‘灾难’，字面上的意思和我们曾经的认知都不太确定。今天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去调动自己的能力去应对，都需要我们认真理解和深入思考。”

    “疫情是我们当下最真实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它，这是每个人面临的最大的现实。”著名作家付秀莹这样说。文学是与时代同行的，庚子年是难忘的一年，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涌现出许多人民抗疫的作品，付秀莹认为，疫情生活是现阶段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作品也是文学时代性特有的表现。

    身为《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每天与作家和作品接触，对文学的时代性，以及现实主义在当今写作者身上的新变，有着切身的感受。付秀莹认为，疫情就是当下的现实，“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它可能更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或者疑难。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抗疫题材的作品。”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对“疫情”与“现实”做出了自己的阐释，曾经有很多人妖魔化了现实主义，有一段时间现实主义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禁锢，但是在今天的创作中，都是离不开现实主义的，“首先我们如果对现实主义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可能你的写作很难深入下去，很难注入到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包括怎么处理生活，处理热点，我们怎么面对今天的疫情，怎么用文学的方式去面对这些热点，可能都会归结到这些理论问题。”

    文学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独特的力量？本次论坛也给出了答案。“年轻一代作家应该更加关注当下，关注时代生活中的核心问题、热点问题，关注那些我们不能回避的主题。像脱贫攻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我们都在经历这样一场巨变，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的巨变中，作家肯定是无法回避的。”付秀莹说。

    著名作家范稳在与现场读者交流时说：“小说创作与报告文学或者散文、诗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面对今年突发的疫情，以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及时表现、展现它可能是合适的，小说写关于新冠的长篇好像是不现实，没有过滤、没有沉淀。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文学小说这样一个写作载体，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需要反思和审视它，拉开距离再来呈现，再来表现。报告文学可以，很多作品很感人的，许多诗人也写了关于抗疫的内容，都很出彩。现在写关于抗击疫情的长篇小说，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可能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究竟怎么做，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怎么扛过来的，从创作的角度都是需要时间的。”

    当下青年写作面对的挑战和困境

    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开始，青年就是文学的主力军，在10月22日的“第五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上，“文学与青年”“当下与未来”是名家重点关注和讨论的话题。青年批评家刘大先用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来形容当代青年写作者的状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在到了青年人登场的时候了，但是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该怎么创作？这是一个要探讨的问题。

    当下青年写作面对的挑战和困境，就是在融媒体时代，如何应对文学书写与视频记录之间的关系，这是当代青年写作需要直面的新情况。

    面对新的现实和新的情况，刘大先有自己的思考，“青年作家应该思考，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应该怎样写？在当下极端复杂且丰富的现实下，你只能聚沙成塔，化繁为简，讲精粹的故事，有一种充满时间和民间理念的形式，不要写太多繁杂的东西，这样，作品才能直指人心。”刘大先以作家石一枫为例，他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了一个“北漂女孩”陈金芳的奋斗、挣扎、追求、最后梦想幻灭的故事。刘大先认为石一枫的作品就是在讲故事，这是青年作家需要学习的——写作要返回到讲故事之中。

    同时，刘大先分析，现代青年写作，应当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写作，“一个真正意义上面向未来的写作者，他应该意识到一点，他应该有一个洞察力，有一个前瞻性，他应该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要塑造一种现实，一个理想性的现实。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关键词，面向未来，一定是一个目的论的，有目的、有价值的未来。”

    石一枫针对创作，给青年写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去写愤怒、去写高兴、去写悲伤，什么东西值得写？就是“一言难尽”的东西，这是我们从前辈作家身上去学习与继承的。一些前辈作家，像老舍先生、建功老师、刘恒老师，他们的作品我们今天还在反复阅读，因为他们写的是一言难尽的东西，值得反复品味。”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就很值得琢磨。小说主人公陈金芳，因为受到社会上畸形的“成功哲学”的影响，拼命奋斗，最后从巅峰重重摔下来，令人叹息，用书中陈金芳的话来说，她所有的坚持，都为了“我只想活得有点人样”。我们对陈金芳，既有批评，又有同情。

    现在，青年写作者要有责任感，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发出时代的声音，付秀莹结合自己写作的感受，总结道：“作为年轻一代作家，写作之路道阻且长，创作是特别孤独的事情，是与个人较劲的过程。作家宁肯说过，写作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独自踱步，谁能解救你？唯有你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共勉，扎根生活，踏实写作，讲好中国故事。”

    让北京文学爆发更强的生命力

    青年作家石一枫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敏锐地指出城市文学写作的价值所在：“这个时代中国人最关心、最严酷、最迫切的问题，其实都在北京这个城市集中放大体现出来。”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龙须沟》，看似是对北京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但《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胡同老百姓的民族意识觉醒、《龙须沟》里小杂院人家经历的社会变革，作品里关注的都是整个国家当时最迫切的事情。现在对北京的书写，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写作，既是得益于过去文学大家的汇集和滋养，同时又是对未来北京文学的铺垫和培育。北京这座城市是开放与包容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生命的感知去深植其中，书写这个城市的所见、所闻、所感。”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事例，重温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文坛群星灿烂的盛况和北京作家们创作、交流活跃繁荣的景象。他说，“北京文学的繁荣，是依靠作家群体对时代新的感知、新的发现和新的挑战，王蒙、刘心武、汪曾祺、张洁等作家遵从党中央‘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实践中不断追求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这种繁茂丛生的景象，以及北京作家敢于呈现个性、发时代先声的创作风气和浓厚的文学氛围，与北京市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作家宁肯认为，“北京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之都。”他说，现在的北京完全可以和巴黎、纽约、莫斯科这样的世界文学之都并肩，并且巧妙地运用了板块理论解释了北京文学蓬勃发展的原因：文学的板块从法国漂移到俄罗斯，再漂移到美国，又漂移到拉美，最后漂移到中国，从中国又漂移到北京，充满文化自信。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学，这个城市便不是一个世界名都。”参加讨论的著名批评家陈福民呼应说道。他谈到，应该在“世界之都”的意义上理解今天中国北京的文化和文学地位，作家要思考，在“胡同”“小吃”这些传统文化符号之外，如何提炼出新时代下与北京精神传统既相关联，又有提升的新的文化元素，钩沉出一个新的北京。

    北京文学的璀璨，离不开作家的努力，正如陈福民所说：“这些工作是由一代代作家来完成的，如陈建功、宁肯、石一枫等人，同时还有众多不在现场的优秀作家，例如已经去世的史铁生，描绘骏马奔腾的张承志、勾勒鼓楼生活的刘心武等，他们的共同努力，构成了复杂的、饱满的、丰富的、且具有生命力的北京文学。”

    责任编辑：周伟

李晶柯 本报记者 只恒文 赵小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