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窑灯

    行村道回乡，穿梭山林间，午后的烈日被浓密的枝叶暂时藏起，妻子孩子都瞌睡了。

    一路，人们都在收稻谷，听说是从河南赶过来的收割机大队成为田野或丘谷的主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收获逐渐远去了。

    转弯，在岔路口边，一位老人挥手喊停我，说：“阿弟，帮我把车立起来。”一辆助力车倒在路的水沟边上，后凳扎了两三小袋稻谷。让妻子孩子下车透气，我和老人一同把车扶起，剔掉塞在车轮的泥土和枝叶。老人坐好，发动车，还行，叫他“慢点”，他颤颤抖抖骑车走了。

    我似乎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近黄昏，回到家，父亲在搅拌水泥浆，给房子墙底砌水沟。今年，花钱装修老家的楼房，贴瓷砖，父亲兼做了半年的小工。在乡里有栋像样点的楼房，是父亲一辈子的心愿。

    孩子去找伙伴玩，妻子做晚饭，我赤膊站在墙边，和坐矮凳歇息抽烟的父亲闲聊。我没有什么好说，带回来的东西都是让孩子拿给他的。但我站在墙边，只好问问装修收尾的事。一问一答，断断续续。

    其实我想说，过了快十年，算进县城了。近几年，写东西能拿点小钱，也花了。房子合适住了，得空可去看看小孙子，小桃子会跑了，就是脾气急，火爆得像只小豹，偶尔文静，却窝在纸箱里学母鸡孵蛋。但我什么也没说。

    爷爷懂得不少手艺，木工、泥水、编竹器、嫁接果木、烧窑（砖瓦）、接生牛犊猪崽，甚至看日子、占卜、打井，也略懂。父亲传承了烧窑，不同的是他烧红砖，几十年呆过十几间红砖厂，成了老“砖”家：烧火下煤、码砖装窑、气焊机修、驾驶推土机等，全都在行。

    我见过一张灰白旧照片：在一砖窑旁，父亲骑嘉陵摩托车，两脚撑地，车头坐着两个有点傻气的孩子，他右手握车把，左手揽护孩子。有一次，我问，“这两个小孩是？”父亲哈哈笑，说：“傻仔，自己都认不出来，你和你二妹咧！”再看，不由傻笑。

    年幼时，我对父亲的印象甚是模糊。有一次过节，父亲从砖厂赶回，母亲不在，我以为是坏人，关门不给进屋。母亲忙完农活回来，吃饭都在发笑。过两天，不见人，我问母亲，“那个人去哪里了？”事情传开，伯母婶娘不时取笑我，“阿石，快到端午节了，那个人又回来咯！”

    因此，父亲得空就接我去他打工的砖厂玩玩。有一次，一位工友从别的地方过来看他，有点吃惊，说：“阿镇，你只嘿佬（方言，你这个人），看不出你的仔都这么大了！”或许觉得是夸他，第二天收工，父亲竟给我带回一对白布鞋。但宿舍地板比较脏，他不准我下床，我只好穿着新鞋在床上来回跑步。

    夏天傍晚，父亲带我到郁江边游泳，托我到水深一米多的地方教我学狗刨蛙撑。太阳逐渐落山，郁江的两边都是游水的人，真是热闹；过往货船的灯光一照，黑压压浮动着一片片人头，感觉在演“渡江作战”的电影。有时，父亲带我搭船到对岸去赶圩。我晕船，望着奔流的江水，头重胃翻，口水上来，吐了又涌，直想要死。父亲见我脸色铁青，一只手环护我肩膀，喊我闭上眼。我闭眼仍觉晕胀难止，一切颠倒，天地翻旋……昏沉沉到了圩上，吃罢一碗热气袅娜的云吞或米粉，才回过魂来。

    我上小学前一年，父亲从砖厂带回一对拳头大的鹅仔，交由我照看，说完成任务就有奖励。我干脆答应。每天午饭后，我就提着小竹笼到田间，开“门”放鹅仔出来吃鹅草。那时的田野满是青草野花，鹅仔喜好吃那种草苞儿裂出点花蕾的草，田里到处都是，哥俩吃高兴了还仰头叫几下。好，满意就好，趁暖春和煦，我在田垄上懒懒地睡个午觉。可有一天，我醒来时，发现少了一只鹅仔，我着急四下寻找，毫无踪影，问另一只鹅，也不应答，仍只顾独自吃草。我哭着回去喊奶奶来找，也找不着。就这样失掉了一只鹅仔，不知是走失还是被人捉了。

    后来，没失掉那只鹅养大了，过节时宰掉，一大家人吃饭，那时父亲也回在家。我玩耍回来，见这许多好菜，愉悦同吃，第二天才知道自己的鹅没了。奶奶懂我的脾气，事先不让叔伯们说杀鹅。就这样又失掉了另一只鹅。到秋天，父亲送我上小学，两只鹅成了我孩童时代的一枚印记。

    我逐渐长大，父亲所在的砖厂亦愈换愈远。后来，他还向银行贷款，与几个伙计合股到崇左扶绥县办砖厂，当起小股东。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暑假到来，父亲回家探亲，领我出了一趟远门。我们搭中巴到县城，换乘汽车到南宁，住一晚，又搭汽车，换中巴、运砖的拖拉机，两天一夜，总算到了。荒凉辽阔，满目红土，漫天飞尘，我觉着新鲜刺激，却又失落。

    之后每天，我就跟在父亲后边，看他检修机器、电焊、转砖窑，在窑顶支起锅烧水煮饭。工友们见面，好奇问他：“你家的大少爷啊？靓仔喔！”父亲往往夸张地涨起声调应答：“对啊，莫看他一小点丁头，懂得煮饭炒菜咯！”一个月后，我跟着一位叔叔回家上学。半夜里起程，睡意还朦胧，坐上运砖的拖拉机，哒哒哒、颤抖着行走；我回头寻望，看见他在昏黄的窑灯下，独自抹眼……

    然后，也不常联系，只在开学前收到父亲寄回的信与汇款单。由姑姑指导我给他回信。内容就说些琐事，某月某日已收到几百块钱，数目对不对？家里养的两头猪都超一百斤了，母鸡下了十几只蛋，稻谷收回来、又要请人来犁田了。

    后来，父亲和朋友合办的砖厂倒闭，他转去广东打工还债，仍进砖厂，当“技术总监”兼驾驶推土机，工资比一般人高些。一去十几年，我读高三时，父亲才转回本地的砖厂做事。年纪来了，人在外边，水土不服。

    有一个周末，我去砖厂向父亲要伙食费。父亲已吃过饭，借来一辆摩托车，搭我到圩镇的大排档吃。我坐守饭桌，他就跑去监督厨子炒菜，指点唠叨：牛肉切薄点，苦瓜用盐腌一腌。吃过饭，他说我头发长，得剪一剪。虽不大情愿，但还是剪了；剪了一个小平头。他在一边和发型师吹嘘：“要高考了，准备成大学生了，整好一点给他喔！”我才觉察，父亲也挺长舌的。

    高考结束，那年秋天，父亲特地向厂长请了几日长假，送我去桂林报到。路上，我想起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那时我多崇拜他；这时他却不自信了，喃喃道：“要记住路上的标记，等你自己回家时……”到学校，我安顿好，他呆不住了，交代我好些事情，就返程。夜里的火车，我送他，从车窗看他找到位子，放行李，坐下，向我摆摆手，眼睛、嘴巴眨动了，好像喊我回学校。火车开了，我举起手捋捋额前的短发，泪也流下来。

    再后来，我毕业，当老师，成家，妹弟嫁娶……父亲辗转于不同小镇的不同砖厂，始终像砖厂里的一盏昏黄的窑灯，想见的时候就亮在那里，虽愈加昏黄朦胧，但依然暖心可靠。

    责任编辑：龚蓉梅

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