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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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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短篇小说就是让每个字都站在纸上

傅佳礼 本报记者 谢宛霏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0年11月17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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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等。《如果大雪封门》获鲁迅文学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茅盾文学奖、“2018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长篇小说《王城如海》被《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说。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等近十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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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0年到2020年,徐则臣以强烈的创作热情,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电容”。其间的许多作品像一颗颗石子,在当代文坛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其中《北上》更是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然而,将他们细细数来,你会发现除了3部长篇外,其余皆为精悍的短篇。《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作家徐则臣,他坦言,相比于长篇和中篇,对短篇小说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10年来的作品里没有出现一部中篇,首先就可以大抵窥见徐则臣对待中篇小说的态度。在他眼中,中篇能立住的原因只在于一个,就是讲好故事,夹在各有千秋的长篇和短篇之间,它的面目显得尤为模糊不清,所以艺术含量相对也是最低。

    徐则臣认为,长篇的尊严则取决于难度、密度和长度三个要素,它之所以成为长篇,不是“非要”,而是“必须”。“它必然是需要用足够大的体量,去呈现一个长时间的艺术画布和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把人物的命运和对世界的看法做一个整体划拨。”也是基于这样的初衷,才会诞生托尔斯泰60余万字的《安娜卡列尼娜》,超百万字的《战争与和平》,诸如此般的恢弘巨著。

    和“长篇要长”相对应的,短篇的第一要义当然是要短,如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它空间的尺度非常有限。想在这个狭小空间里把道场做丰富,就要不停推敲、打磨、删改,直到里面的字不是趴着、躺着、坐着,而是精神抖擞地站着,“短篇小说就是让每个字都站在纸上。”徐则臣说。

    “站着”的背后蕴意,彰显了短篇小说对“干净利落”特质的需求,让每一个字都快准狠,成为一颗子弹,打倒一个敌人,短篇的美就体现在这种迅速的爆发力和巧妙的控制上。“和跑步类似,短篇就是一场短跑。”徐则臣提到了飞人博尔特,“我们常说看博尔特跑步有一种美的享受,正是因为他的瞬间爆发和节奏把握都极佳。”

    徐则臣说,当跑到三分之二路程的时候,博尔特就会开始减速,靠这个速度维持到结束,整个人的状态特别轻松,但速度依然很快。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如果一直加速,到结束就会掉落悬崖,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缓冲,用这个缓冲既让速度慢下来,同时又不是戛然而止。因此短篇小说对文字的要求比长篇小说要高得多。

    “为了达到字字珠玑的效果,在完整的故事范围内,短篇小说还是一个浸入其中而后提纯的过程。它不断聚焦、聚焦,最终只落到了很小的一个地方定格、放大、清晰,但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割裂,它同时也和那些被舍去的、隐匿于冰山之下的内容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徐则臣说。

    在阐释这之间的关系时,徐则臣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现在许多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人像模式,只要调到这个模式,某朵花就会像瓷雕一样一下子从团团簇簇的花堆中浮上来,后面的花全部变成模糊的背景,这朵花就是短篇小说。”从淹没其中到清晰突出,它自身的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同时和背景所形成的隐约的张力,也构成了美的一种。

    2014年,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问世后,他开始着手写一部短篇。尽管故事和想法都已经准备妥当,可一坐到电脑前,键盘上的10个手指头就是不踏实,怎么也落不下去。后来他意识到,45万字的《耶路撒冷》,花了他6年的时间去构思和写作,也让他习惯了长篇小说的密度和节奏,再要写短篇小说,也是不自觉地就启动了长篇思维,所以才会开了头又放下,第一句话就不对味。

    后来,徐则臣琢磨着做了一个改变写作思维的训练,他笑称是一个“笨方法”。把小说的主体部分放起来不动,他要求自己为开头和结尾的三分之二寻求全然不同的讲法和结局,多的时候能改编出十几版。这个难度越往后越甚,因为想通过改动头尾构造新的故事,就好似只改一个人脖子以上和膝盖以下的部分,在这种情形中去打造不同的人,比再找一个不同的人难得多。

    攻下这一关以后,他又转换思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经营故事。在传统印象里,我们可能总觉得要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走完情节的起承转合,一个短篇小说的创作才算画上句号。但它的完成度是否就像这样刻板地取决于此?徐则臣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相反,当一个故事讲不下去草草结尾的时候,你拿过来看,反而就有可能是很好的短篇。”

    “短篇小说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它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徐则臣例举了胡安·鲁尔福前段时间创作的《你听到狗叫了吗》,它就好像电影掐头去尾的一段,什么都没有交待,就是客观呈现出的一段对话。“如果是过去,你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故事从哪来到哪去?人又从哪来到哪去?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就是这一个片段,拎出来看却特别有味道。”徐则臣说。

    随着短篇小说里故事的概念和形态发生变迁,徐则臣提出它的完成度取决于所表达意义的完成度。“只要把想讲的那部分表达出来,故事是否完成并不重要。反之,我们需要去探求如何变形故事,也就是换一种讲法。过去我从早上讲到晚上,现在我试试从中午开始讲,讲讲后面,再讲讲前面;从三分之二黄金分割点开始讲,往后讲两步,又往前讲一步,再往后讲两步,又往前讲一步,这会让小说结构特别好看。”

    徐则臣把短篇小说比做是一个文学实验场,还有更多新的尝试可以在这里完成,尤其是很多想法不适合贸然地就放到长篇里面实验,但却可以尽情地揉进短篇的创作中,不成功也无妨,因为短篇小巧的体量不怕浪费。如果在短篇小说的边边角角里都能梳理妥当,再放进长篇才有可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写短篇就像练兵,用来开启后面的长篇再合适不过。

    另一方面,短篇也可以成为长篇小说的延续。徐则臣认为,对于思路庞杂的长篇而言,前期准备过程绝不只在一朝一夕,需要先吞纳大量资料,再仔仔细细地铺开,最后于其中摸清一条脉络,用它作为支撑长篇的脊梁,因此不免会有很多边角料已经想得很好却用不进去,此时短篇小说就成了施展它们的舞台。

    除了和长篇的创作相辅相成以外,短篇小说对徐则臣而言更是一个提醒,一个给自己树立起的标高。因为作品写长以后,再精炼的语言也难免会沥出些水分。“所以每年我都会写一两个短篇,不是说短篇必须写得多好,或者一定要比上一个好,但它在那里,就是在时刻提醒我,要保持住一种精进的、纯粹的艺术状态。”徐则臣说。

    责任编辑:只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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