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短篇小说就是让每个字都站在纸上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等。《如果大雪封门》获鲁迅文学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茅盾文学奖、“2018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长篇小说《王城如海》被《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说。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等近十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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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0年到2020年，徐则臣以强烈的创作热情，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电容”。其间的许多作品像一颗颗石子，在当代文坛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其中《北上》更是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然而，将他们细细数来，你会发现除了3部长篇外，其余皆为精悍的短篇。《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作家徐则臣，他坦言，相比于长篇和中篇，对短篇小说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10年来的作品里没有出现一部中篇，首先就可以大抵窥见徐则臣对待中篇小说的态度。在他眼中，中篇能立住的原因只在于一个，就是讲好故事，夹在各有千秋的长篇和短篇之间，它的面目显得尤为模糊不清，所以艺术含量相对也是最低。

    徐则臣认为，长篇的尊严则取决于难度、密度和长度三个要素，它之所以成为长篇，不是“非要”，而是“必须”。“它必然是需要用足够大的体量，去呈现一个长时间的艺术画布和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把人物的命运和对世界的看法做一个整体划拨。”也是基于这样的初衷，才会诞生托尔斯泰60余万字的《安娜卡列尼娜》，超百万字的《战争与和平》，诸如此般的恢弘巨著。

    和“长篇要长”相对应的，短篇的第一要义当然是要短，如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它空间的尺度非常有限。想在这个狭小空间里把道场做丰富，就要不停推敲、打磨、删改，直到里面的字不是趴着、躺着、坐着，而是精神抖擞地站着，“短篇小说就是让每个字都站在纸上。”徐则臣说。

    “站着”的背后蕴意，彰显了短篇小说对“干净利落”特质的需求，让每一个字都快准狠，成为一颗子弹，打倒一个敌人，短篇的美就体现在这种迅速的爆发力和巧妙的控制上。“和跑步类似，短篇就是一场短跑。”徐则臣提到了飞人博尔特，“我们常说看博尔特跑步有一种美的享受，正是因为他的瞬间爆发和节奏把握都极佳。”

    徐则臣说，当跑到三分之二路程的时候，博尔特就会开始减速，靠这个速度维持到结束，整个人的状态特别轻松，但速度依然很快。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如果一直加速，到结束就会掉落悬崖，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缓冲，用这个缓冲既让速度慢下来，同时又不是戛然而止。因此短篇小说对文字的要求比长篇小说要高得多。

    “为了达到字字珠玑的效果，在完整的故事范围内，短篇小说还是一个浸入其中而后提纯的过程。它不断聚焦、聚焦，最终只落到了很小的一个地方定格、放大、清晰，但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割裂，它同时也和那些被舍去的、隐匿于冰山之下的内容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徐则臣说。

    在阐释这之间的关系时，徐则臣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现在许多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人像模式，只要调到这个模式，某朵花就会像瓷雕一样一下子从团团簇簇的花堆中浮上来，后面的花全部变成模糊的背景，这朵花就是短篇小说。”从淹没其中到清晰突出，它自身的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同时和背景所形成的隐约的张力，也构成了美的一种。

    2014年，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问世后，他开始着手写一部短篇。尽管故事和想法都已经准备妥当，可一坐到电脑前，键盘上的10个手指头就是不踏实，怎么也落不下去。后来他意识到，45万字的《耶路撒冷》，花了他6年的时间去构思和写作，也让他习惯了长篇小说的密度和节奏，再要写短篇小说，也是不自觉地就启动了长篇思维，所以才会开了头又放下，第一句话就不对味。

    后来，徐则臣琢磨着做了一个改变写作思维的训练，他笑称是一个“笨方法”。把小说的主体部分放起来不动，他要求自己为开头和结尾的三分之二寻求全然不同的讲法和结局，多的时候能改编出十几版。这个难度越往后越甚，因为想通过改动头尾构造新的故事，就好似只改一个人脖子以上和膝盖以下的部分，在这种情形中去打造不同的人，比再找一个不同的人难得多。

    攻下这一关以后，他又转换思维，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经营故事。在传统印象里，我们可能总觉得要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走完情节的起承转合，一个短篇小说的创作才算画上句号。但它的完成度是否就像这样刻板地取决于此？徐则臣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相反，当一个故事讲不下去草草结尾的时候，你拿过来看，反而就有可能是很好的短篇。”

    “短篇小说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它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徐则臣例举了胡安·鲁尔福前段时间创作的《你听到狗叫了吗》，它就好像电影掐头去尾的一段，什么都没有交待，就是客观呈现出的一段对话。“如果是过去，你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故事从哪来到哪去？人又从哪来到哪去？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就是这一个片段，拎出来看却特别有味道。”徐则臣说。

    随着短篇小说里故事的概念和形态发生变迁，徐则臣提出它的完成度取决于所表达意义的完成度。“只要把想讲的那部分表达出来，故事是否完成并不重要。反之，我们需要去探求如何变形故事，也就是换一种讲法。过去我从早上讲到晚上，现在我试试从中午开始讲，讲讲后面，再讲讲前面；从三分之二黄金分割点开始讲，往后讲两步，又往前讲一步，再往后讲两步，又往前讲一步，这会让小说结构特别好看。”

    徐则臣把短篇小说比做是一个文学实验场，还有更多新的尝试可以在这里完成，尤其是很多想法不适合贸然地就放到长篇里面实验，但却可以尽情地揉进短篇的创作中，不成功也无妨，因为短篇小巧的体量不怕浪费。如果在短篇小说的边边角角里都能梳理妥当，再放进长篇才有可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写短篇就像练兵，用来开启后面的长篇再合适不过。

    另一方面，短篇也可以成为长篇小说的延续。徐则臣认为，对于思路庞杂的长篇而言，前期准备过程绝不只在一朝一夕，需要先吞纳大量资料，再仔仔细细地铺开，最后于其中摸清一条脉络，用它作为支撑长篇的脊梁，因此不免会有很多边角料已经想得很好却用不进去，此时短篇小说就成了施展它们的舞台。

    除了和长篇的创作相辅相成以外，短篇小说对徐则臣而言更是一个提醒，一个给自己树立起的标高。因为作品写长以后，再精炼的语言也难免会沥出些水分。“所以每年我都会写一两个短篇，不是说短篇必须写得多好，或者一定要比上一个好，但它在那里，就是在时刻提醒我，要保持住一种精进的、纯粹的艺术状态。”徐则臣说。

    责任编辑：只恒文

傅佳礼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