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我在炕上端详着炕边糊墙的旧报纸,报纸上有很多有意思的图片,时光就在风箱的呼哧声里悄悄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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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实际是老家的灶房,祖父母称灶房为“屋里”,而又因年代久远,遂有此名。
据说我年幼时在老家生长过一段时间,那记忆因太过年幼而变得极其微茫,便只好用“据说”这个词。于是老屋在我的印象里交叠成年幼时的模糊景象与后来记事时的样子。
老屋在院子西侧,土墙瓦顶,檐头立着一对石鸽子。墙上凿两扇窗,用半透明的塑料纸封着,屋门黑而低矮,不能啮合,故而常年光线不足。屋内呈拱形,有梁,梁上吊笼,熟食放在笼中以防被老鼠偷吃。脚地最南端放着米罐、面罐、咸菜罐,紧挨着是案板,又高又大,再过来便是灶台风箱,灶与炕连盘,那炕也极大,据父亲说他小时候家中人多,横竖躺得下七八口人,炕灶之间用抹釉砖垒起以隔开,称为“崖头”。我关于老屋所有微茫而真实的记忆,便从这崖头牵引出来。
每次回老家,祖母都会让我立于脚地,背贴崖头,看看我长个子没有,这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记不清了,只是我从比炕头还矮长到和崖头一般高,再长到超出了崖头,后来因为实在高出许多,便再没有比过。日子是一天天过来的,却又像一瞬间长大似的。
我的祖母,从我记事起就是个孱弱多病的老人了,而我的祖父却精明强干得像个小伙子。春天,黄花菜,黄瓜,茄子,豆角,一个个从土里变出来,祖母摘了,慢悠悠地做起饭。灶口填了柴火,再拉动风箱,风箱“呼哧哧呼哧哧”地响,如同祖母慢悠悠,病怏怏的脚步。年幼的我则在炕上端详着炕边糊墙的旧报纸,报纸上有很多有意思的图片,时光就在风箱的呼哧声里悄悄溜走。饭快熟时,我便跳下炕,跑到家门口,望着对面的果园大声喊:“爷,爷!吃饭哩……”祖父整日整日地钻在那果园,听见我的叫喊便回应一声。总是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见他挎着笼从果园出来,到老屋门口拍拍身上的土,继而进屋盘腿坐在炕上,风卷残云般吃起饭来。祖父做活多,因此饭量也大,他曾一顿吃过八个鸡蛋。
幼时的日子慢慢悠悠,祖父在果园里忙活,祖母那时身子还不算太坏,常坐在炕头纳鞋垫,我则一个人在院子里看蚂蚁,捉蚂蚱,或是赶着几只老母鸡“咕咕嘎”地满院子乱跑。院子西南侧是为照看果园修的二层楼子,我常到那上面去往远处看,在那里能看见一片片没有边界的果园,还有远远的一排排大杨树,我那时以为这参天的杨树便是世界的尽头,人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夏天是吃核桃的季节,从院墙背后的核桃树上打下来青皮核桃,用刀破开、剜出,这一系列的动作在我小时看来是一项神乎其神的技能。墙背后的树上知了唔嘤嘤地高叫着,蚂蚁在脚地上扛了剥下的核桃皮排队前行。饭后暑气渐退,祖母领着我坐在门前临公路的垄头上,我那时对外形奇异的收割机格外感兴趣,当一个个收割机“轰隆隆”地驶过,我总是莫名地兴奋,仿佛它下一秒就要变身成巨人,我常数那过往的收割机,有时候能数到上百辆,而过了一百,就不太数得清楚了。迷迷糊糊地,等满天亮起星光,我也就困了。
关于秋天,我的记忆实在微茫地很,便只好凭想象去生出它的样子。想必是在许多个天朗气清的秋日,果园里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祖父将落叶一笼笼地提回院中堆积起来。祖母又揽了这树叶烧起炕来,青烟从老屋的烟囱里飘出,满院都弥散着类似烟草的微呛而醉人的味道……
冬天,祖父从集市上买回炮仗,我因年小,拿着烧香远远地点着捻子,炮仗“嘣”的一声炸开,又惊又喜。最盼望的是过年的时候,白天祖父贴了对联,杀了鸡,挂了灯笼,我则如跟屁虫在他身后,整天都不明所以地兴奋。到了除夕夜,大人们都在老屋里忙活,祖母洗了酿皮,父亲做了臊子,母亲炖了鸡。屋里弥漫着食物的香味,大伯和三爷爷(祖父的兄弟)也来,一大家人坐在热炕上说着一年的闲话,屋外轻悠悠地飘着雪,楼子上的红灯笼在风雪中亮着。我在万家的炮竹声里迷迷糊糊地睡去,到第二天起来,口袋里满是大人们的祝福。
我那轻飘飘的童年就这样过去,老人们也一个个离去,老屋如同人一样也真的渐渐老了。祖父逝后,屋顶渐斜下来,墙面也有了裂缝。后来再回去时,老屋已经荡然无存,祖母在原来的地方种了辣椒和毛豆。我在楼子上意外发现了原来的石鸽子,它们静静躺在杂货堆里。
责任编辑:龚蓉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 薛喆(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