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波院长二三事

    在微信群里得知老主任毕文波去世的噩耗，特别意外。在我心目中他一直健朗精神，生命力特别强盛，又刚刚八十出头，这么一个人，竟然悄悄走了，心里一下子很空。但来不及消化适应这个突发事件，我就自动承担了一些后事的协调联络工作。一直到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与他有关的一些往事才渐渐复活、清晰起来。

    早在1988年，我就认识老主任了，其后的三四年间，直接在他的领导和扶持下工作。他调任北京、南京及至退休以后的三十年间，我与他工作上再没有交集过，但私人关系从未中断，每年三两次或者三两年一次的拜访交流一直持续到2019年。因为疫情今年没去，去年的那次探访竟成永诀。

    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了，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困扰，也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调进他任主任的石家庄军事教育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政教室，成了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几次懵懂无知的愣闯硬撞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个试讲的机会。试讲内容早就忘记了，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试讲的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试图了解对我试讲的评价以及对我调入的态度。我嗫嗫嚅嚅地自报家门后，他作了极为热情的回应，说了不少鼓励和关切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们要你了！”当时他已经是师级单位领导、全军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他这句话对我的巨大冲击和震撼，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经过不同军种、不同层级机关的一系列运作，半年以后我拿到了调令。这一纸调令，一举解决了我个人生活中的多重问题：不仅实现了与新婚爱人团聚的梦想，还成了省城的居民，成了军队名校的一员。

    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是我军旅生涯中很开心的一段时间，也是进步比较快的几年，不仅认真地学习钻研过几本好书，也在报刊上登过一些感想体会式的小文章。后来老主任提升到总部任职，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约是在我爱人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领导说要安排我到外地的一个单位当兵锻炼，让我赶紧做好准备。我一下子蒙了，爱人快要生了，两边的家庭都是指靠不上的，我这一走她该怎么办？一时颇有走投无路之感。但几天后又听说我暂时不去了。事后有人告诉我，是老主任说了话，小齐去部队锻炼一下是应该的，但是等过一段时间安排，时机上更合适。

    他调任总政宣传部以后，我多次动过请他向总部机关推荐一下的念头。为了不给这个企图蠢蠢欲动的机会，那几年我干脆不再跟他联系，直到五六年后我因另外的机缘调到总政后，才向已是南京政治学院院长的老主任作了报告，并由此又恢复了个人间的往来，每次他回京后我都要去他家里坐上半天，就此开始，二十几年间一直是他家的常客。

    二十多年的岁月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刻下的印痕都是深刻的，但他家的基本面貌却一直没变：陈旧的家具、陈旧的沙发、陈旧的墙纸一以贯之。所有摆设都是年代久远的旧物，不仅色调灰暗，还布满了被撞击碰撞的裂缝、划痕和深深浅浅的凹坑，皮面沙发成片地磨成了光板，其色泽斑驳之状，不时让人产生时光倒错的恍惚感。墙壁上也空空荡荡，没有花花绿绿的字画装点。

    面对这种景观，最初我还是有点不适应的，简陋如此与想像中的将军之家反差也太大了！但几次下来就很舒服了，因为这种风格与老主任的价值观、与他的关注点、与他的追求匹配。

    讲课的时候、论辩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总是慷慨激昂、疾言厉色，但他其实是个很好伺候的老头。记不清是哪年了，一位身兼兄长首长双重角色的朋友，委托我在黄寺大院附近的一家餐厅订一桌饭宴请老主任，我立刻答应并很快落实了。等晚上一行人过去的时候，服务员却一头雾水。我急眼了，声嘶力竭地与他们当场对质，结果却发现自己错订成了总店，但这边只是分店。面对我的失误，老主任没有一句责备哪怕是委婉的责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一个精瘦的老头带着一众或胖或瘦的老头，从黄寺大院出发，高谈阔论着逛到了两公里外的餐厅，然后又高谈阔论着步行回到了黄寺大院，并在家属餐厅完成了一次战友聚会。

    老主任干干净净地活着，然后干干净净地走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留给后人的一笔最大的财富？一些人把个人的异化腐化归咎于外在的环境，但一个有污染的环境里，照样可以有清澈的甘泉、有叮咚作响的溪流，自己清清冽冽，也多多少少地净化着、滋润着周遭的土地。老主任就是这样的清流甘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 齐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