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的《春夜》是一部和上海有关的优秀作品。先谈我自己的两段个人经验。我有一个同学,有一次我说我要去上海,他说我一定要去接你,我说我很晚才到,你不用来接我。他说我一定要去接你,必须接你。大概是凌晨一点多,他接到我,带我到车库,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接我了。开了一辆非常豪华的跑车,刚换的。
开到半路,他说杨教授,你每个月收入几何?我当时很尴尬,但是非常诚实地告诉了他。然后他停顿半晌说:现在是一个资本社会啊。我当时觉得他思想很深刻,想根据他的原型来写一个黑色的故事。读到《春夜》后我眼前一亮,这里面的张海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化身啊。
还有一次也是深夜坐车,路过淮海路一个高架桥下面,前面全部是高架桥。当时夜很深,开车的司机絮絮叨叨地说故事,说上海某个大型建筑当年建成的时候,要用某个方法镇住,然后建筑才能很安稳。当时我突然觉得前面这个高架桥要裂开,有一种强大的恐惧从内心涌出。
这种张海式的人物,内在的恐惧,对现代性的恐惧,我在王安忆的上海里面看不见,我在张爱玲的上海里面也看不见,我在金宇澄老师的上海里面也没有看见,但是我在蔡骏的《春夜》里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重要和非常及时的小说,他书写出了我们同时代的经验。
我喜欢书写自己的经验,不喜欢写学术的论文,为什么反复书写“我的经验”,就是觉得“我的经验”不应该被我的父辈的经验覆盖。父辈的经验是一个非常威权的存在,因为每一代人都希望自己的经验持续更久,覆盖更多代际的人。每一代的写作者,每一代的思考者,他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或者责任——其实是责任,去把自己的经验书写出来,把它铭刻进去,这样这个写作才是有效的。
蔡骏为什么要去写上海的历史,用一种半自传体的方式,书写上海,书写工厂,书写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种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不可替代的这种历史感呈现出来,跟他们形成一种对话。所以这个意义上,蔡骏的写作不仅仅是同时代的写作,还是关于上海、关于中国当代史写作版图的填补。
蔡骏写的这一个上海,刚才我讲的第一点是同时代的,第二点它是一个扩张型的。这个张海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底层的小人物,但他的生命力是如此蓬勃,纵横千里,横扫欧亚。
这部书不仅写出了上海的历史,更写出了中国当代普通人无比旺盛的生命的原力,这种原力恰恰是创造中国历史的第一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从莫言那一代人开始。大家去看1980年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里面的这种生命的原力,这种狂欢,这种生存和发展的欲望,恰恰是推动中国这些年发展和变化的第一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正在慢慢消耗掉。
我以前特别瞧不起我的父辈,但是他们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我现在又很羡慕他们,永远有那么昂扬的斗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缺乏的就是这种力量。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上海史,也是一部中国当代的生命史。
同时,这部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是碎片化的、拼接的,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资源都被征用到里面了。蔡骏这个长篇,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杂糅的写法,把所有的文学资源、想象力全部调动起来,如此就会有多种路径,多种可能性和很多缝隙,读者从任何一个缝隙进去都能找到通往历史和生命的暗道。
蔡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暗道,就像迷宫有无数门,你随便打开一个门进去,保尔·柯察金,神探亨利,《红楼梦》,你进去以后进行一种对话,把这些东西召唤出来。这种杂糅的叙事背后是一个幽灵般的历史存在,是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创作手法跟历史本身的逻辑是契合的,提供了一种历史写作新的可能性。
《春夜》还是一个自我增殖的小说。增殖,就是它自己是可以自动繁殖的,它的每一句词,每一个情节,是自我增殖、自我无限扩张的这样一个小说,所以我觉得蔡骏还可以再写第二部,第三部,里面有很多的路径可以增殖出来更多的叙事。
责任编辑:谢宛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杨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