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国安《我从旬邑来》：红与绿的深情书写

    樊国安并非旬邑人，却写了一本有关旬邑的书，谓之——《我从旬邑来》。为何要写此书？樊国安是怎样的人呢？

    樊国安的名号一大串，属于不太容易定位的那一类人。就像林语堂写苏东坡时，很难给苏东坡定位，干脆就用列举法，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连酿酒师和美食家也细细地列举出来了。然而，即便列举了那么多，也还是没有描绘出苏东坡的全部——因为林语堂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苏东坡。

    我跟樊国安还是有所接触的——尽管接触不多，总共也就五六次吧，然而，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清晰深刻。他是那种充满激情，干脆利落，热腾腾做事，并把事做得热腾腾的人。

    樊国安面貌并不俊朗，甚至有点京剧脸谱反派的意思。然而，他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热腾腾待人——不管是朋友，还是素不相识者，只要有求于他，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的事，他都会尽其所能奔走相助。

    在天津卫的地界上，樊国安是当之无愧的名记者。

    若干年前，他的名字赫然列于“天津十佳记者”榜单上——“三千毛瑟枪抵不上记者一支笔”——我想，如果没有过硬的作品，没有过硬作品的影响力——光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是不够的。樊国安首先是记者，然后是社会活动家，再然后是作家，近年又开始关注生态文学了。面对粗鄙的化石遗迹，他能发现远古的一些讯息，追问并探究大象的前世今生。在森林公园里行走巧遇野猪，他能生发出对野生物种及其古文字的思考和遐想。

    他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他做了三十余年记者，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新闻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的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有的做了高官，有的成了明星。而樊国安还是樊国安，他固守着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变。

    早年间，樊国安当兵多年，曾任福州军区某空军飞行大队政委。军人的某些特殊的品质，融入他的血液里，他的行为举止中，以至于至今仍保持着在某些庄重的场合行军礼的习惯。他腰杆笔直，走路呼呼一阵风。他快言快语，说话敞亮，哇啦哇啦，从不磨磨叽叽。

    新闻人总是飘忽不定，他时而出现在天津的某会场，时而又在北京某论坛上露面，时而在高空的飞机上闭目养神，时而又在飞奔的高铁上奋笔疾书。他爱憎分明，遇到善的义举，总是不吝言辞赞誉，唯恐不及。遇到不义不善的丑行，必严厉斥责，唯恐不尽。他侠肝义胆，不惧强权，敢于碰硬，为弱者为底层人说话。

    这个时代，两样东西最可贵。一个是真诚，一个是善良。在我看来，一个真诚善良的灵魂，总会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当他面对美或者丑的时候，从不漠然视之。

    ——樊国安就是这样的人。

    2020年岁末的某一天，樊国安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他写了一本新书，云云。我刚要打问，他却转身急匆匆地走开了。过了几天，我的手机里，出现了他的书稿。

    这本《我从旬邑来》，内容热腾腾的，体量也很大。书中有“红色”，也有“绿色”。写的皆是旬阳的山，旬邑的水，旬邑的人，旬邑的事。旬邑跟他有啥关系呢？其实，也没啥关系，只是为了当年旬邑籍战友的一句嘱托——“你是笔杆子，将来有机会，写写我的家乡。”于是，他就放不下了——近年来，他自费多次来旬邑，每次来就住上二三十天，钻山林涉溪水，访民情察民意。陆陆续续，写出了有关旬阳的散文随笔作品，已有几十篇了。

    至于这本书的价值和艺术特色，自有评论家和读者来判定，我就不细说了吧。

    责任编辑：只恒文

李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