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渐渐不再炙热,三个小石头立刻提议要开始烤土豆。
山坡上的草和树枝还残留着昨天雨的湿润,泥土也散发着潮湿的味道。我说,“这样子应该点不起火来吧?要不然我们改天再烤?”
三个小石头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行,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你吃到烤土豆!”
挖坑,捡树枝,点火,扇风,熄灭,再点火,无数次的循环让三个宝贝的小脸都变得花了起来。后来不知道佳悦从哪里抱回了一大捆干的麦秆,终于把火烧了起来。
把土豆扔进坑里,我们就躺在原来的树荫里聊天,听歌,感受清风吹过脚丫的宁静。
远处的烟渐渐细弱。我们跑过去,在灰烬中用树枝刨出黑黢黢的土豆,就那样用脏兮兮的手拨开皱巴巴的土豆皮,朝着热气一口咬下去,土豆本身的香气混杂着烧焦的木香在口腔里爆开,四个人的嘴唇周围都多了一圈灰色的胡须。
送回去三个女孩之后,我抱着剩下的土豆和她们从奶奶菜园子里摘给我的西葫芦往学校走去,头顶的花冠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但我却丝毫不觉得害羞,反而是咧着嘴角,更加骄傲的伴着晚霞一路走去……
二十岁的开场白是“崔崔老师,生日快乐”
我读过王小波的许多文字,他说,“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珍藏着这句话,想要献给自己的二十岁,却不料小石头们却给予了我一份更加珍贵的礼物。
早晨的第一节课是语文,我像往常一样按时走进教室。
“上课!”
我等着班长说起立,然后等他们说完老师好就开始今天的课程,然而,下一秒,我眼中的波澜不惊就被巨大的惊喜所替代,小石头们站起来,整整齐齐地看着我说:“祝崔崔老师生日快乐!”过去的十九年岁月里,我收到过无数祝福,都是复杂而煽情的。我以为,我已经很难被简单的四个字“生日快乐”所打动,但这一次小石头们又一次打破了我的想当然,同样是他们,用短暂的一个夏天给了我无数生命中的“例外”。
下午放学后,小石头们留在校园里迟迟没有离去,于是我们大家一起坐在教学楼前面的草坪上唱起歌来。
不知道是哪一个小调皮鬼带的头,孩子们纷纷拔下一把草,像天女散花一样朝着我洒来,一边洒,一边很大声的在我耳边对我讲生日快乐,孩子们的祝福形式总是如此天马行空又古灵精怪。
后来,我们离开草坪,在教学楼前围成了两个环,外面是女孩子,里面是男孩子,而我是这两个圆圈共同的圆心。所有的孩子围着我,一遍遍的转圈,一遍遍唱着生日歌。
转累了,小石头们便开始把圆圈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缩小的时候,所有孩子都抱住站在中心的我,仰起头冲着我笑,然后又突然间一窝蜂涌出去。
如果支教过程中真的有什么遗憾的话,大概就是没有把这样的瞬间记录下来吧,这样的美好让我连记忆力都不敢依赖,生怕忘记一丝一毫的快乐。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我们离开那天,汽车刚刚驶出学校一百米,就看到了路边早早等待的几个孩子。
“时间不知道够不够,还下去吗?”
“下!这是最后一面了!”
我们打开车门,像是电影里那些训练有素的特工,迅速且一致地冲向孩子们。
卓哥拿出手机说:“我们最后再拍一张照片吧。”
相机快门声音响起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场梦就要走向结束了。
临走前,我又问了腾云昨天告别会时问过他的问题:“你会想我吗?”腾云点点头,我没有继续再问另一个相同的问题,因为我始终记得那个答案——
“有多想?”
“想五十次。”
“这么少?”
“那想一千次。”
大巴车朝着兰州的方向行驶,脑海里竟走马观花的浮现出许多零星的细节来——
第一次下课时,主任朝着一个小男孩说,“明天不许戴这个帽子了,老师们大老远过来给你们上课,你得戴一顶干净的帽子来。”
第二周上课时,一进教室,就有一个小男孩往我手里塞了三个青李子。我说:“你自己吃,不用给老师。”男孩子默默留下一句“我还有,老师你吃”,就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最后一天的会演上,孩子们排练了诗朗诵。当时只觉得孩子们朗诵得真好,直到离去,才突然想起,他们朗诵的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王小波曾经写下一个问题的答案。
他说,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要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
这应该也是我在积石山找到的答案吧,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
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下匆匆脚步,世界也不会因为你我而有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永恒或是不朽,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而是存在于他人的记忆中,生命与时间的答案也许就是选择以怎样的姿态将自己放入怎样的一些人的记忆里去。
再见了,我的小石头。
再见了,我的积石山。
再见了,我十九岁的夏天。
(全文完)
特邀编辑:董学仁
华侨大学支教团成员 崔子璇(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