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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28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逝物的匙孔(随笔)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生 刘小童(23岁)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1年09月28日   01 版)

    宋宝颖/制图

    1

    姥爷原先是淘粪工,后来又疏通下水道、给公园的厕所打扫卫生。我没少跟他的工作借光,每天幼儿园放学,他就骑车载着我去公园玩蹦床。一路上吹着小风,特别舒服,夕阳从大河上平铺过来,把我的手指照得透红。

    自行车尾的儿童座椅是他亲手做的,生日时他送我的学步车、小沙发、黑猫警长的帽子也是他做的。这些东西大都用木板做骨架,外面缠上塑料泡沫和泡沫棉,以防扎伤。材料决定了它们的难以保存,在我上小学前,学步车和小沙发就坏了,然后被姥爷拆了做别的东西。好在那时候我也不再需要它们。

    这些物品就像记忆,为了当时能够轻松做成而选择了最不易保存的,却也是最直接的材料,然后就退隐生活的大幕之后,成为被一笔带过的冗余存在。不过这一次,我不打算轻易放过它们,即使手头被我拾回的关于姥爷的记忆只剩下被虫蛀、被分解的一些残余。好在有些感受是历久弥新的,它们不满足于做一个被拆下扔在一旁的废脚料,它们愿意构成谜题,等待知识和反思到位后的解答。

    这项工作使我想起小时候姥姥常跟我玩的一个纸牌游戏“金钩钓鱼”。洗过牌后,两人轮流从自己那堆扣过去的牌中摸出一张,码在一长串已有的牌序后面。这个游戏的精髓是谁都不能看自己手中的牌面,不能从中挑选想要的牌,而只能接受随机的命运。这样,在你出示的牌与序列中已有的牌一致的时候,中间的所有纸牌都将归你所有,而如果你错失机会忘记了收牌,就只能等下一次好运气。

    回忆也是这样,往往是眼前相似的处境、一句论述、另外一个人的文章、电影里的一个镜头……都能打开通向某一时间节点的虫洞。机会不等人,哪怕是不合时宜的机会,你才会成为那个手握金钩的王,一次把过往回收个干净。

    今天,这个时机降临了。下午,我在听戴锦华的演讲,关于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这部片子我还没有看,但并不妨碍我被引述的最后一幕“一个乌托邦式的场景”所触动:造钢琴的工人和弹钢琴的艺术家最终成了同一个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生产者,同时也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分工被流动的欲望和人情打破,尊严终于浮出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水面,成为一种可能的现实。

    我在那一时刻想起了我的姥爷,想起了每一个幼儿园放学的夜晚,他骑着那台经过改装的自行车赶来,脸庞躲在背光的阴影里,比炉膛还黑,周围的一圈绒毛却照得金灿灿的。他厚实的手掌不费什么力气就把我抱上车尾绑着的小座椅。泡沫垫稍微有点硬,但是很暖。转瞬间,我们已经开始跟大河上的落日赛跑,车铃声和风一起刮擦着秋天的内壁,空荡荡的。

    我不记得姥爷在公园工作了多久,应该有好几年,这个时间不必考证,因为那时他早已经退休,卧室的墙壁上挂着他被表彰为省劳模那天照的相片。应该探究的是为什么这个老人还没离开岗位,其实环顾一下四周,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难答。这座公园是城市里风景最美的地方,夏天的荷花池挤满天鹅,它们身形胖大、笨重,厚嘴唇和分得很开的大眼睛憨态可掬,每个的肚子里都能坐下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天鹅船和鸭子船都靠两侧的脚蹬提供动力,还有那些颜色鲜艳的手划船。我喜欢把船桨从窟窿眼里抽出来,垂直往湖底戳,想测量湖心的水位,却总是探不到底。每个幼儿园放学后的晚上,我钻进蹦床,由姥爷把身后的锁扣上,无边的树枝一重遮挡一重,但仍能听出帘幕后隐藏着多大的空间。一些树浪以细微尖小的莎莎声传来,然后逐渐低沉,错落,叠合为混响。

    我总是停下来,手指抠住防护绳网,小心翼翼地让林涛从两边挤过;我像个小偷,或者间谍,掩藏起欢笑留下的尾迹,任由自己被公园的空间吞噬。那感觉有点寂寞,但它总能被升华为一种敬畏,那感情随秋风与尘土扶摇而上。

    待姥爷收拾完公厕,就举着一根带网的木杆出来了,他打开蹦蹦床的锁头,帮我穿上鞋子,然后带我到湖边去。他一边划船一边捞水底的垃圾,我站在岸上看,时不时挪动位置,保证自己在他的视线之内。

    姥爷曾在电瓷厂推袋车,这只是他谋生的手段,而远非乐趣。家里的茅厕被改成了暗房,那才是他的私人生活所在。电瓷厂时期的照片中,有一些是姥爷作的壁画。它们捉襟见肘地压缩在一张小相片,或者一张蜡笔勾边的小纸片上,仿佛时间干涸了,萎缩成了二维平面上的一副骨架。

    画面的构图总是形似泰山,一块巨石是笔直入云的长衫,一棵老松是指向光明的胳膊,衣襟下的群众犹如遍野的小树,纷纷转头向初升的太阳望去。晚年的他不再画这些雄浑的群像,他搜集一些乱七八糟的贴画,每一幅没有明确的意义,充其量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梦幻折射而已。

    在我上小学的最后一年,姥爷家墙面上的画片还在不断地添加上去。几个周末之后,我突然发现情况不同了,新加入的图像有了秩序。从左至右,是他和姥姥年轻时的黑白像、两人的结婚照、两人的子女照、子女的结婚照,以及子女的子女照。最末是一张长长的全家福,里面不少人是P图进去的。姥爷做了一棵家族树出来!这简直打破了他在我心中的固有印象。我激动地仔细审视起来:家族树的横轴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两个老人生儿育女的完整一生(除了出生和死亡),也顺便叙述了我父母的前半生,我的童年则作为调剂、甜点、胜利的果实从主干的枝头长出来。那些彩色照片被姥爷贴了一圈反光彩带,在白炽灯下显得得意扬扬。纵轴是各种松散的亲属关系,有亲家,也有远房亲戚。有时候,单张照片会打乱原本默在的规则,晚辈在长辈的时空里提前闪现,空间如此拥挤,就像被幸福的混乱充斥的蜂房。

    除了南屋以外,再没有一面墙渗透着如此湿重的怀旧气味。跃过门槛,墙壁逐渐被更丰富的元素占据,有悬挂式的扬声器,有拧成一股股的电线,有可撕挂历,还有一个包着蓝色作业本夹的账本。最宽的一面墙被两个大柜子占满,柜子前面还神神秘秘地挂着一个皮革做的防灰帘,里面装着姥姥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缝制的拖鞋,有些是鲜艳的红色钩花鞋,是给女士穿的;有些是用拆开的牛仔裤缝的,鞋面还有一个裤兜;有夏天的鞋,也有冬天的鞋。

    姥姥和妈妈在不顺心的时候喜欢管姥爷叫“收破烂儿的”,这话在事实层面上不错,相对于老孟家人一贯干净整洁的生活作风,姥爷就像个滑稽的反衬。姥姥走了以后,他对物品的支配权达到了巅峰,一切平整的表面开始被物件占据,地面被铺满,导致地热形同虚设。后来,甚至连棚顶也不能例外,一根根的挂绳横切进来,一缕缕的粘蝇胶像鼻涕一样夹在春节风格的挂饰中间。

    我印象最深的装置是南屋的管灯,虽然棚顶早已被占满了,但是仍没能挡住裸露灯管的刺眼白光,有一段时间,老头只能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看电视。直到2013年,我中考结束,一家人连同奶奶爷爷坐飞机去云南游玩,带回了一盒鲜花饼。姥爷照旧发现了此一事物全新的用途,他把镀锡包装纸扭成灯罩的模样,绑在了管灯上方。

    2

    过去,我以为,当时间走到尽头,可能性的空间也会随之填满。但事情并不是这么发展的,现实的羊肠小径总在不断分叉。好在无论人类怎样焦急,怎样想在百年不到的时间里获得无穷无尽的体验,我们都只能“活在当下”。

    姥姥干净整洁的生活风格被物品肿瘤式的扩张彻底扯开,吞得一条肉丝都不剩,姥爷的旧房子越来越像是世界末日的隐喻。有时我不禁想,会不会正是姥爷对空间的无限侵吞的欲望使得他比姥姥长寿?姥姥的青春和生命在她娘亲死的那年已经结束了,而姥爷的物品之爱却将他从同样的沟壑里救了出来?毕竟占有欲是一种与熵(被社会科学用以借喻人类社会某些状态的程度)和解的力量,一来占有一定伴随着可能性的疯狂扩张,二来你必须允许自己不拥有大多数物品,才能拥有少数物品。

    20世纪60年代,姥姥的父亲和大哥从山东莱芜闯到了山海关之外,一路讨饭一路走,终于到了亲戚所在的栗子沟。后面的三年里,靠要饭为生的女眷陆续跟来。她们成为商店店员、电瓷厂的窑工、车工、监狱看守、居委会主任、在矸子山捡煤的临时工、力工……

    1998年,他们盼来了我——最大的外孙女,姥爷在我周岁生日的录像中声情并茂地朗读:“愿她是我们家的一棵青松……”

    2016年,外婆去世。第二年,她的大弟弟,只有67岁,因脑梗去世。

    2018年,我双相(是心境往返于正常和抑郁之间)发作,休学。自此我们这个好不容易走出地域史重重沟壑的家庭又蒙上一层阴影。

    极度自卑的那一年里,我一直在寻找世间属于我的独一份解药。我认为姥姥暗示过,有那么一种走出祖传的忧郁的方法。记忆里,她总是扶着阳台,半张脸遮蔽在阴影里,数着河堤路上的车。“大卡车,小轿车。”她念着。指尖握起来冰凉,让人想起淋过雨的树根,她身上有高粱的味道……她会逗我笑,可是一转身就又抹起眼泪,表情就像她烙的煎饼一样酸酸的,仿佛她的内心有一个再多幸福都难以填补的破洞。

    可她毕竟活了七十多岁,并没有在很年轻的时候死去,不是吗?

    我固执地找着,把家族史仅有的记录掘地三尺。我并不知道的是,这行为是一种怀念,它指渉的是一片未经处理的悲伤。我们经常无视悲伤,然后以一种天真的姿态庆祝眼前的物质生活,仿佛这样就能让温饱之上的精神痛苦通通绕路。而实际层面上,我们家几代人面临的困境截然不同,经验与经验的碰撞只能造成代沟。

    我们脚下的土地变幻得飞快,我们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几经颠破,只剩下稀少的几根线提示着共同的来处。在那一年里,我记住了莱芜,姥姥的老家;吉林辉南,姥爷的老家;记住了打狗棍、电瓷厂、银版胶片,记住了姥姥的妈妈是全村最漂亮的姑娘……这些琐碎的信息,将成为“我从何而来”的答案,纵使它已经没有了哪怕一点儿借鉴价值。

    5岁的时候,姥姥给我讲她少年时代要饭的故事。她挥舞着棍子打狗,心里怕极了。她哭着求娘:“回去吧,我想回家去。”可是娘说:“咱俩要是回了家,弟弟妹妹都会饿死。”那一天,天上刮着寒风,脸颊如刀削一般,雪花纷飞。第二天下午她们走上回家的路,远远地看见四岁的弟弟和五岁的妹妹挤在室外的一团稻草上。

    “你们为什么不进家门?”

    原来,大半个房子已经被风刮跑了,那一小团草就是仅存的家乡。

    责任编辑:龚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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