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我家的坛罐很多。它们拥挤在二楼东西相对的两张床之间。有的外层釉质,有的饰以线纹。有的口小“乾坤”大,跟商店里装黄酒的酒坛子一般模样。有的开口跟内径差不多大小,因它们两边有半圆的把手,母亲称之为“两耳朵”罐。这些坛罐来我家的时间不一,但基本来自母亲的娘家。
母亲娘家是外乡的金宅。那儿田地不多,但有一个缸窑。每年,村里总会来几个卖坛罐的娘家人。他们大多在我家歇脚,吃了午饭才离开。有时生意不好,转村走户没卖出去多少。母亲就照价收下几个,以便让他们轻松回家。
家里坛罐虽多,但基本能装满东西。这与父亲在外做木匠有关。队里分的粮食,父亲一年到头基本没吃。其中积余的一部分,便贮藏在坛罐里。
装粮食的几个,摆放在南边小木柜旁。装大米的,是较大的“两耳朵”罐。我上高中那会,每星期回校前,我都要拿着枣红布袋揭盖装米。罐子里有能装五两左右的竹筒。每次我都要用它舀十几筒。见到罐子里白花花的米浅了很多,让我对“三寸喉咙似海深”有更直观的了解。
旁边的坛罐,依次装的是麦粉、米粉和玉米粉等。为了防止生虫,母亲都用箬叶、毛竹箨鞘等包得较为严实。小时候,我分不清麦粉和米粉。有一次,母亲要我拿切面用的麦粉,拿下去却是米粉。母亲见我拿错了,就启发我:“小麦皮黄,大米内外颜色差不多。你说,米粉与麦粉,哪个更白?”自那以后,我再不会搞错了。
在东边大床背后的坛罐,装的东西较杂。有未加工的主粮,如小麦,玉米;有杂粮,如大豆、芝麻、赤豆、绿豆之类;还有经加工的农副产品如番薯丝干、萝卜片等等。
在记忆里,这些坛坛罐罐像诸葛八卦图。装的什么,有时母亲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月装的东西用完了,到了下个月又装进另外的。反正,一有农副产品进入家门,母亲就往坛罐里装。
西边床前,有两个特殊的酒坛。外面釉面发亮,上面盖着沉重的砖头。移开砖头,是被绳子紧紧扣在酒坛颈上的报纸封盖。封盖一打开,一股特殊的气味迎面扑来。原来,里面装的是压得紧紧的霉干菜,白色的盐花如冬天冻土里的白霜。这些霉干菜是随时可上的后备菜蔬,一年中贡献最大。虽有萝卜干菜和九头芥干菜两类,但制作程序基本相同:先将鲜菜腌制,然后切碎晒干,再装酒坛加盐压实。母亲做的霉干菜盐分多,口味重,不易变质。在学校读书时,我吃过许多人家的霉干菜,但总感到没有自家的好吃。
临近春节,很多坛罐装满了零食。
刚记事那几年,它们装的是番薯条、番薯片、番薯火糕和爆玉米花。
番薯条和番薯片制作简单,将番薯煮成半熟,切好晒干,再混细沙炒成。有时母亲很忙,没有及时炒。硬硬的原料已被我吃了一大半。待母亲发现,没多少了。母亲见后,说:“这样吃能不生病?小孩子到底是‘铁胃’!”
番薯火糕加工较为麻烦。将番薯丝干磨成粉,然后蒸成发糕,切成片,再放到火上烘烤。因烘烤后的番薯火糕都弯成弧度不等的弓形,装在坛罐里,不成规则。加工一次,须装上好几只坛罐。
爆玉米花一般为两三坛罐,需要专业人士带专业工具制作。到了年关,爆玉米花的师傅会上门服务。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是节日。随着“嘭”“嘭”“嘭”的声音不断响起,小孩子们欢呼雀跃,满口是重实的玉米爆成三四倍的玉米花儿。不加糖精或糖类的很香,但没有味道。加了糖精,口感会好一些。但糖精不是糖,是从矿物质提炼出来的一种结晶,据说对孩子不好。为此,母亲很少让师傅放。
后来,生活好了一点。坛罐里的零食增多了。单一的番薯火糕变成与玉米火糕、白米火糕的三足鼎立。而我更加喜欢后两者:疏松、香甜,没有番薯的气味。原本只有外乡人才有的芝麻切糖、爆米花切糖等,我家也做了一些。为我家做切糖的是姐夫。第一年,因没有调好麦芽糖和蔗糖的比例,爆米花没有黏性,不能分切成薄薄的长方体块状。为此,母亲很不高兴。但那几坛糖米粒,被我进门一大把,出门一大把,像青稞一样塞进口里都吃光了。
零食不只是为我准备的,还用以招待客人。每当客人来家拜年,临走时母亲总要装一些零食作为回礼。一袋火糕、一叠切糖,被塞进包里,客人兴奋之情从脸上溢出。
正月一过,坛罐里的零食浅了很多。但断断续续,一直可以吃到农历六月份。
母亲去世后,家里成了空巢。那些古朴沉重的坛罐除了几个拿到临时住的地方外,其余的都在老屋,丝毫没动。失去母亲的照料,它们灰尘蒙面,腹中空空,又饱尝空寂。
后来,老屋倾圮。清理倒下的梁柱和墙泥里,依稀可见一些坛罐碎片。它们灰黄、厚实、裂缘极不规则的。但我还是保留了一些。
我知道,它们曾是母亲的坛罐,满装我温馨记忆的坛罐!
责任编辑:谢宛霏
浙江金华市浦江县第二中学教师 朱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