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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们还像践行一个固定仪式一样年年见面，必然是因为，这些故事曾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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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小儿家跟我家是世交。他爸跟我妈是一个学院的老师，他的爷爷更是我奶奶的学生，这让我从小就动辄大发雌威指着他喊：“叫我师叔！”
童年时，我们上的是建在家属区里的附属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非常小的班，所有的家长和老师晚上散个步都会遇到。我跟发小儿一般可以把十分钟的放学路走上四五个小时。我们的爸妈在若干年后还总是惊异：你们为啥就这么能聊？你们的话就说不完吗？
其实我们是在口头编故事，像从前的说书艺人般，即兴编着那些可以无限讲述、自我繁殖、一个又一个章回冒险下去的故事。
我们超级能说，不分时间地点地肆无忌惮，现在想起来，也颇有几分嵇癫阮狂的意思——站在高过人头的奇异喇叭花丛里说；转悠在阴凉老旧的楼角边说；倚着高台的不锈钢栏杆也说。很多时候，甚至是直接站在他家楼道里，旁若无人地肆聊狂笑、手舞足蹈。如今细思，当时居然真没有哪个邻居破门而出追打我们，这真是人性的奇迹。
他家门口正对着一座大钟楼，我就有一眼没一眼地远眺着时间流逝，差不多到了饭点就拜拜回家。
我的夜晚时光永远属于动画和武侠。为了《虹猫蓝兔七侠传》，我把7点到9点这段本该献身晚饭作业、造福于长个子跟长知识的黄金时光，全部奉献给了央视少儿频道的收视率。后来金庸剧取代了我的动画片，童年偶像也从女生配音的虹猫少侠，变成了天地人皆不可挡的乔帮主。以前是缠着爸妈买长虹剑、雨花剑，后来则开始沉思，如果有个英雄也能为我大战聚贤庄，那么就算是被他一掌劈死了，也是完满辉煌……
但我跟发小儿似乎从不讨论这些——他的喜好更倾向于国外的动漫和小说，跟我很早就形成了差异。我们在一起只聊自己口头创作的故事，然后享受那种创意自内而外滔滔流淌、噼啪爆裂的快感和“天啊，我想象力怎么能这么好！”式的得意。
小孩编故事永远会把自己代入主人公，然后将主人公幻想得无限完美。例如网上流行的“玛丽苏雷文”：女主角的名字永远离不了“冰晶恋雪殇紫蝶”几个字眼，一哭漫天落雨，一笑遍地菊花。
我跟发小儿的口头创作自然也是如此。然后我们会取一个跟《虹猫蓝兔七侠传》结构相同的《XX历险记》之类的标题，再把班上最招人讨厌的同学送进故事里去丑态百出。也会就着科学课老师放的《海尔兄弟》里面的原始部落，诌一段主人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险。我们沉迷《哈利·波特》，于是故事里就有了与斯内普和贝拉特里克斯同类型的角色……
这种天涯冒险、上天入地的感觉，其实也颇有“男儿有胆气，仗剑走天涯。女儿有剑心，柔情满山岗”的味道。
我们什么故事题材都不避讳。比如《金枝欲孽》播出那会儿，我们仗着瞄了几眼的印象，就随口编了一部隋朝后宫戏。有天黑云压城，山雨欲来，我们在操场上溜达。天空一声闷雷，我突然想到让故事里某位耿直的妃子写下一纸控诉后愤而自杀，接着皇宫地震，公主和男人私奔……没有逻辑，没有铺垫，只是觉得此处应有隆隆雷声。
这些故事有些是聊出来的，有些是写出来的，有些是画出来的，有些是举着玩偶演出来的。上了大学才知道，我们当时的“创作”，几乎符合民间文学的一切特征：集体性——我和发小儿的共同创作；口头性——不是所有故事都成了文；变异性——总有更多的版本在上演；传承性——讲下去，仿佛永远不会终结。
但我应该是清晰地记着这一切的终结。
那是小升初后的暑假，屋里开着空调，窗外下着冷雨，我发小儿又被他妈无数个电话喊回家吃饭——最后那几个电话一定是我妈接的，说他已经在路上了，实际上他还没有穿鞋。我妈在嘟囔抱怨地收拾我们的烂摊子，我的娃娃们“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躺在床上。
我说：再来玩啊，我们把故事讲完！但心里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故事已经完了。
我知道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注定再不可能走同一条放学的路，不可能再对着同一张试卷暗戳戳地算着一两分的高低……我知道这叫离别，可并不觉得悲伤，只是有些怅然。这个故事还没有结尾——没有登台封神，也没有全军覆没，甚至都没来得及像烂尾的郭敬明那样，在大上海放把火，天降全灭结局。我从此再也没有玩过这些玩具，它们以十分精致的姿态摆在阁楼的书架上，我妈每年清洗一遍，然后重新摆好。
现在，我只记得那个故事叫《天国》。它和我们信口创造的无数有名无名、长篇短篇的故事一样，共同记录着我可能是一生最有想象力的时刻；也和我心中所有的动画片一样，有可以无限延展的剧情，但却似乎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这些故事，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时至今日，连我对它们也几乎遗忘殆尽。它们很“中二”、很幼稚、很浅薄狂妄，但却是绝版的孤本，是“飘逝的永恒”。
其实我非常反感“青梅竹马”这个词，因为从《长干行》开始，它给后人提供的文艺传统和思维惯式就是：青梅竹马长大了不谈恋爱还有什么意思呢？比如《暮光之城》里的贝拉与雅各布、《他来了，请闭眼》里的李熏然与简瑶，以及无数古装剧里或悲或喜的指腹为婚与娃娃亲——他们把童年变成了一场套路。
我拒绝如此动机不纯的用词。所以我只会称他为“我的发小儿”——简直像叫“同志”一样耿直。而正如“青梅竹马”的真相未必都是爱情纠葛，童年的本色自然不仅是两小无猜。我和发小儿始终活在父母与老师的比较里。
我至今记得发小儿5岁被他妈送去学画画的起因，是我无意中临摹了一幅《寒假作业》封面图；发小突然开始读大量的历史书，也是因为我开始对文史哲兴趣浓厚；每学期的无数次大小考，发小儿对我的成绩压制，又成为我的无聊与烦躁最强的来源。
后来我们中考被分到了同一考场的前后桌，高考时，我们又考了一个相同的分数。然后他去了上海，我来了北京；他学了法律，我学了中文。他几乎填满了高考的36个志愿，我在什么手册指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莫名定了一所学校一个专业。
我们的生活有那么多交集和那么多歧路。那么如出一辙，又那么大相径庭。我跟舍友都喜欢过一阵子魏晋南北朝史，然后从中发掘了两对花样男子：苻坚与慕容冲，庾信和萧韶。前者的知名度显然不是后者能企及的。一个是十万桐竹、倾尽天下，另一个则毫无传奇性可言：仅仅是莫名的故人疏陌，平凡得恰如世道人心。
但我记得在史书里，庾信对萧韶说：“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跟发小儿见面，然后听他聊律所实习，谈大学奇怪的、有趣的老师。但自从那个冷雨淅沥的夏日他从我家离开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提及过当年一起说过的“书”，提及那些只在我们话语中活过的妃嫔、仙人与侠士。似乎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把他们遗忘了。
但我知道，我们还像践行一个固定仪式一样年年见面，必然是因为，这些故事曾来过。
责任编辑：谢宛霏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 赵汗青（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