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笨小孩》： 奇迹何以降临？唯有飞驰

    《奇迹·笨小孩》（以下简称《奇迹》）无疑是一部合格的现实主义题材“爽文”：有充满风雨苦痛的“升级之路”，也有拨云见日时的酣畅淋漓。

    这篇名为《奇迹》的“爽文”，巧妙圆融了现实主义题材和商业类型片要素，摹写了新时代平民的诗篇。影片中既有底层群众的情感结构，又有奋斗跃迁的创业史诗。

    作为导演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后创作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奇迹》秉承了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传统现实主义叙事对再现细节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特质尤为强调，而《奇迹》的现实主义性则表现在“速度”的真实上。换言之，“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依靠的正是众人追逐奇迹的速度。

    在《奇迹》中，主人公景浩的个人叙事始终以加速状态展开。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进城的“机遇”话语与21世纪以来将“梦想”作为动力的创业类型电影不同，景浩由维修、翻新手机走向自主创造品牌的直接目的只是筹集妹妹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也是文牧野的破题之要——创业，不是蓬勃穿透阶级的野心，而是为了救命。手术费两年筹集的时限不仅佐证了“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口号，更直接宣判了“金钱就是生命”。

    当生命与时间的增速处于同一地平时，也就不难理解影片中对“速度场景”的反复呈现：当赵总告知景浩自己有要事在身，下次见面可以给他五分钟时间说明自己的合作意向时，景浩立刻骑着摩托车向地铁站飞驰而去。即是路遇两次车祸，都只是匆匆拍打干净身体，重新跨上摩托车。另一次则是夜遇非法电子炼金一伙人偷窃手机零件，景浩不惜一切代价追车而去，攀上车厢争夺方向盘。零件追回了，但手指骨折却让他失去了“城市蜘蛛人”的收入来源，又陷入到了新一重的困境中。车祸场景的反复再现虽有以煽情讨巧观众的嫌疑，但确实印证了景浩的生活状态：他必须在工具落后于他人的前提下，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加速”。毕竟，速度的落后意味着妹妹生命的流逝。

    事实上，“速度”并非独属于底层群体或创业者的叙事，也是属于整个深圳城市文化的叙事。作为一座“奇迹之城”，深圳以自身的发展书写了“深圳速度”的寓言。从对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三天一层楼”建筑速度的赞美，到如今“高流速”的发展建设，“深圳速度”的实现依靠正是展现在影片中的城市人口流动、出口产品生产和电信基础建设。

    无论是城市中的个体，还是个体生活的城市，“速度”展现之表里都隐匿着金钱的故事。如果景浩签署协议时斩钉截铁的一句“我不要定金”，是穷途末路时的唯一选择，在订单达标后“这次有定金吗”的疑问，则是吃尽苦头后的留白。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深圳繁荣向上的社会经济力与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外来打工者宣传的“深圳精神”密切相关：“拓荒”和“开拓”象征着个体服从于集体的牺牲奉献精神，而“适应竞争”“自信”“自主”则是市场经济形成中自强不息的新精神。《奇迹》中所展现的金钱观，凝聚了个人与集体叙事的多义性：在景浩为补贴工厂东奔西走、兼职打工时，工人们包容理解了他发不出工资的窘迫现状，似战友又似亲人般无偿予以他援助。

    在景浩的带领下，“奇迹小队”在和时间的追击战中实现了真正的“奇迹”：他们从混乱嘈杂的城中村走进宽敞明亮的写字楼，从散乱的生产线工人摇身变为了好景通信公司的初始创业者。在最后的场景里，主角们西装革履，一改旧日面貌。

    有人认为这部分“人人功成名就”的展示过于冗余，但我则认为正是这“更大更圆”收束造就了影片的“加速”成了一种寓言式的加速主义，如同布莱希特强调的“抹去一切痕迹”一样，深圳与深圳的叙事在不断颠覆前身中走向未来。景浩，以及现实中“景浩们”的故事与深圳“实干兴邦”的精神冥冥呼应：人们不再回望过去，而是不断加速向前。在日复一日的流动生存中，那些有关故乡的眷恋嗫嚅已然消逝，追逐与追逐的焦虑成了唯一的声响。

    责任编辑：谢宛霏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生 张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