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者的似锦繁花

    “闲言少叙，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单，也不和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红楼梦》第十三回里写到的落单者，较之强雯中短篇小说集《石燕》（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其人数及落单原因，都要单一得多，单纯得多。集子由《石燕》《百万风景》两个中篇和《功德碗》等五个短篇构成。

    七件作品，七类人物，七种故事，同居一书，却各有不同，独守一格，自成气象。这是一本什么书，什么类型，什么题材？书前书后，里里外外，编者没有提示词，作者没有后记语。按说，如此纷繁文况，要让自带主张、多有定见的读者，从中提拎出大家伙儿公认的一宗主旨，一个公切点出来，是有难度的。进一步说，如果连作者、编者自个儿都无法办到，那就纯粹是对好事者开的一个玩笑，设下的永远走不出的迷宫。但细读全书，稍做梳理、归纳，还是会发现七件作品的一些共性的。

    小说的时空坐标，定制在民国至当下的重庆地区。具体而言，时间主要为抗战时期、新旧社会改朝换代节点以及城乡嬗变的城市化过程中，地理地望基本为长江流域的城镇。小说的故事生发、铺衍与集束，皆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尤其人与人（男女、同事、同学、邻里、上下级尤其家人间）的关系与纠结。作者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内心，织锦刺绣一般，将奔走在视线之外的至爱、忌恨、狂欢、战争、幺蛾子、小九九，编排成锦绣文章，悬挂炫目展厅。她也不乏高强的语言教养和文学感应异质稟赋，尤其对感觉的具象化，对外物的虚拟化，可谓自由进出，呼风唤雨，信手拈来。正是在这种“将空/无坐成实/有，将实/有坐成空/无”的魔术与手段，让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灿烂，一种欲说还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文辞魅力与思想魅力。

    读强雯小说，你会发现她对文物、寺庙、花草、绘画、衣饰，以及重庆大街闾巷各色人等，都很熟络和热络，状写起来得心应手，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读文即睹物。

    去年盛夏，在川渝环境主题采风活动上，我认识了她，但对她的过往经历不甚了解，但我相信她对这些物事的认知，与它们的共情，应该是跟她的个人经历以及经历赋予的个体经验和个我爱好有关。书房中的知识好办，闭门谢客，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埋首苦研即可，大地上的经历就不好办了。小说不是知识的教科书，但它是为知识提供人味、细节、时空和故事的神。小说是知识、经历与文学天赋的媾合，三位一体，不可或缺。没有经历或经历不够的小说家，飞得再高再远，也是飘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发生地与母根。

    这本书还有一条脉向，是对落单者群像的小说集合。换言之，落单者，是七件小说共通的纠缠对象、追述主体。

    七件作品中的男主或女主，自有其具体的落单理由。《石燕》中的文物修复师华绵，是因为对战时歌乐山保育院的沉溺，对文物遭遇的疼痛；《百万风景》中的艾云丽一家，是对家乡小镇的被出走与不舍乡愁，对贫民窟老巷旁一夜间传奇般冒出的“百万小区”的不解、惊惶与羡慕忌妒恨；在《功德碗》中，是因为武陵山农妇、史家大院暂住客白桂，对封建婚姻的致命反抗，并借她的眼睛，让我们感知到的史家老太太对动乱时局的恐惧，以及二人面对未来所做的不同的噩梦；而《清洁》中的慈云寺拓片抄写者、青年小海，则是因为对老家应县文物木塔和母爱的惦记，对尘世物欲和肉欲的厌恶与压抑；《水彩课》中女儿“我”眼中的长得好看又颇具画才的“父亲”，是因为个人命运在家国命运中发生了断崖式陡转，理想幻灭，难以为继。《单行道》中的职高美术教师陶玉丹，是因为性格乖僻，对家庭、社会的逆反，而一直走在自己人生的单行道上；《旗袍》中的时年46岁、单位中层贵妇高西娟，是因为对青春与美的果敢返身，对人老珠黄的不服与绝地阻击。

    说来是七种不同的落单理由，归根结底，大而化之，其实也就一种理由，那就是不服从时间的安排。

    这些落单者，他们坚持本我，不愿把自己的身体、脸面与命数，交到社会变迁、时代风云和包括家人在内的他者手上，而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当作内心的灯塔与信仰。他们总在进攻，总在撤退，但这种进攻和撤退，却与时代的算式不是错位就是脱节，甚至刚刚反向。而究其里因，造成这种很难周全与调和的深层矛盾，正是城乡冲突、新旧冲突、性格冲突、文化冲突的滥觞与博弈。他们中，华绵是孤儿，艾云丽是无所依傍、一切靠自己的渝漂女子，白桂是常遭家暴的农村少妇，小海是家庭“弃子”，《水彩课》中的“我”是出自单亲家庭的女子，陶玉丹是不受父母待见的女子，高西娟是青春被耽搁的中年妇。难道说，他们的际遇与遭遇，制造了他们的性格，而性格造就了落单的宿命？这个，我是不知的。

    强雯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叙述速度与尺度的节制——及时刹车，不把自己的观点摆进去，点破说透，一览无余，而是把余韵留给读者去品咂，将未完成式态，交与读者再创作。因为这一小说识见，她的小说，我们能睹见的，只是水面的平静和自然流动，水下的汹涌却成了文字飞地的感知与遥想。而出现在《清洁》《水彩课》中的非虚构式的散文化策略，无疑是这一识见对日见汹涌的小说化现实的书面教训与反拨。毋庸讳言，《旗袍》主人公的偏执美与极致美，《单行道》洇染的淡淡忧伤的气场，很对我的小说旨趣。

    合上《石燕》，我发现自己更清晰地看见了作者笔下那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落单者。他们以艰难而卑微的活着式样，活出了自己的骄傲与尊严，活出了自己的繁花似锦，也活出了自己的思考及对活法的纠偏与调校。他们以与时代走散和疏离的方式，与世界走到一起，达成逻辑学上的和解与平衡。是的，美好的世界由两部分人构成，走得快的，和走得慢的。快与大众是繁花，慢与少数也是。一路上，不管是一直走在路上，还是走成淘汰，再还是撞上南墙，都是一种存在。而存在即合理，而合理即虚构艺术的不二生成法典。

    当然，《石燕》本身就是一树繁花——长在悬崖上，可以凌空飞翔，发出石头古老啸叫的小说艺术的繁花。

    责任编辑：只恒文

凸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