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爱情进行预演

    在知慕少艾之前，男生大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亲密同伴。琴童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个密友——富商的儿子奥多，我也有占据情感记忆多年的男生。

    我14岁读罗曼·罗兰的这部巨著，“奥多”一节我读得面红耳赤，心跳如舂。等我稍微年长，听弟弟说他交友的困惑，立即将自己当年的摘抄本找出来给他看，希望这种无言之教能让他从情感的苦恼中突围出来。可是弟弟读了半天，不明所以，退还给我了。这种独家私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当时疑心弟弟没有一颗善感的心，后来想，他没有阅读全书，哪能凭借我片言只语的摘录了解这两个男孩之间发生的故事呢。

    今天，我重读这个章节，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悸动。我完全像一个局外人。那时，我会为了一些句子神魂颠倒，如果谁在我面前说一句这部著作的不是，或者对这种隐秘的、强烈的情感表示一点不解或者轻慢，我肯定要冲上去跟他打架。

    后来，我看到普鲁斯特说，“罗曼·罗兰的艺术是最肤浅的，最不真诚的，最粗俗的”“他写出的是矫饰的作品，而不是新颖的作品，在这方面他比今天所有的作家都低等”。花半年时间读完普鲁斯特的鸿篇巨制之后，我相信普鲁斯特这样说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但14岁之后至少有10年时间，我对约翰·克利斯多夫仍抱有浓厚的好感。我留恋的是自己少年时期阅读这部作品的心境，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克利斯朵夫和奥多的异国知音。他们初见的悸动、害羞，和随之而来的忐忑、吃醋，他们无视彼此的阶层差异、性格差异，彼此欣赏，渴望在对方面前毫无保留地呈现自己的心灵，他们拉着手在野外狂奔，他们的热情被其他人不怀好意地窥视和污蔑……我太懂了，这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我身上。如果再晚个五六年我才接触这部作品，它对我的影响会急剧缩小。

    柔嫩的心灵就像贫瘠的土壤，需要及时的雨水、春风和阳光。如果照拂不及时，土壤就会逐渐硬化、板结，等世俗生活教给人足够多的生存技法之后，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就会被视作幼稚。因此，读什么书，何时读这本书，也是一件暗含机缘的事，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我的奥多其实未必是某个人，他是多个人的集合，加上我的想象，一起雕琢出来的。

    他首先是我的初中同学孙一鸣。

    他白净面庞，永远含笑，衣饰整洁。我不知自己留给他的印象是什么，但从仅存的照片看来，我也是面如满月、时刻傻笑的人。初一初二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初三如何走近的，记不起来。大概双方最初都是“以貌取人”吧，我疑心那时我们都还没有长出心灵这种东西来。我们走近时，居然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班上有个面目凶恶的男生相靠近我们，每日都用监视的眼光盯住我们每一点亲密的举动，我十分厌恶，孙一鸣性格比我温和，他只有九分厌恶。

    不久，有个黑胖的男孩想靠近我们，他虽然面目粗陋，但心思细腻，跟人交往知道分寸，特体贴人，我对这个男孩就有三分接纳，孙一鸣却有五分接纳。我们常常为了这些细微的不一致闹脾气，但最后都彼此道歉，没发生大的不愉快。

    初三毕业，我们突然失联了。我考取了师范学校，他到邻县补习去了。那个暑假，我午睡醒来，觉得天都是黑的。我忍受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我天天都在想，如何才能与他时刻说话呢？那时的影视有《永不消逝的电波》，我想能不能也自制一架电台，给他发送密电码呢？

    以我仅有的电磁学知识，最多设计出一长一短的电磁信号，就是控制接通电源和切断电源的时间长短，发出“滴”和“滴——”两种声音。但这种声音怎么跨越空间进行远距离传播，我还没有学习。在欲醒未醒之际，我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想象里，时间久了，那架发报机仿佛真的被我制作出来了。我能在这种臆想中放松自己的思念情绪。那种夏天午睡醒来的惆怅伴随了我好多年。后来，每有不愉快，我都能在欲睡未睡之际用臆想安置自己糟糕的情绪。

    在即将升学离家的时刻，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托同学转交给他。我平时的作文写不满600字，这封信我写了6页。那时我们还不习惯用热情的字眼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情，我描述了自己恐怖的梦境，暗示我们的分离。我记得这封信是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8个字开头的，我疑心这是极开阔、极深刻的好文字。

    他复读一年，填报志愿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报我现在就读的学校吧。他真的报考了这所学校。那年9月开学，我想去车站接他，但学校组织接站的人太多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跑到了离车站还有几公里之遥的秋浦河大桥上接他。车子不会因为我站在那里就停下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班车，我感兴趣的是独特的仪式。他当然不知道我在河边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们终于又同学了，宿舍居然在一层楼，他在楼梯口，我在最东头。我们常常能见面，他每次见我还是那温柔腼腆的微笑，但不知说什么了。彼此亲情仍在，各自的学习兴趣却相差甚远，我们没有一次共同远足的经历。那正是我读克里斯多夫的时光，我心里暗暗将他期许为我的奥多，但他毫无知觉。

    我们在平静无痛中自然分割开来。

    我宿舍一个男生，钱信宜，言辞不多，喜欢看书。我们常常邀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烈士陵园背书。我突然和他走得非常近。只要他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要说什么；只要是我的观点，他都怀着热烈欣赏的心情接纳。

    我以为这是我们之间特有的情感，不屑于同任何人分享。所以，我只有觉得环境安全的时候，才在他面前言笑晏晏。大众场合，我担心被别人窥伺，见到他，就不打招呼，不笑，甚至刻意作出严厉、生疏而陌生的表情。我以为他能理解我的苦心。

    有一次他和另一个同学打球回来，十分兴奋，他顺便招呼我，我突然觉得受到了伤害，就用冷漠的眼神瞟了他一眼，不说一句话。我没有想到这个眼神彻底葬送了我们的友谊。

    他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男生。他愤而写下了五六页日记，控诉我的忽冷忽热，批判我在玩弄友情。文字中间，看得出他真诚的痛苦。这篇日记被他的另一个好友抄录下来，而我，居然是从这个抄录的同学手中看到钱信宜对我的极端不满。我恳求抄录的同学销毁那几页日记，我是被误解的，不希望这样的误解被传播和放大。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跟钱信宜解释清楚。可是不久，那几页日记在宿舍里流传，我和钱信宜的友情也无可挽回地消殒了。从此以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以迄于今；而我，早就被抛出了他们的友谊圈之外。

    这种分离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那时，我还是觉得被无形的大手狠狠抽了一个耳光。

    几十年来，孙一鸣与我还时有交往。最近一次见面是我回乡。他带着夫人和孙子参加欢迎我的一次宴聚。整个晚餐时间，他没有坐到桌前，一直在旁边的小桌子上听任孙子指挥，在玩一种小孩的游戏。孙子一有不满就大声呵斥，而他，总是温柔以对，像个慈祥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是我往昔的同事，当过多年局长的她，与我们觥筹交错，锐利的声音在酒桌上空回荡。

    钱信宜毕业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任何联系。听老同学说，他过得不太好，怎么不好，说者语焉不详，我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只听说那位抄录他日记的同学，做生意赚了钱，每年都资助他。他们成了一生一世的好友，而我，在无意间成了他们友情最初的养料。

    不久前，柳鸣九先生去世。朋友圈都在晒法国文学。柳先生在法国文学传播和研究方面的贡献，至高至伟，我作为一个受惠的普通读者，想起了他为罗曼·罗兰这部著作写的激情洋溢的序言，想起了自己年少时候糊里糊涂阅读的这部巨著时的心情。从书橱里找出这部书，回味当初的悸动，那已是遥远的过往了。但是，生命中突然的相逢，一下子就打开心灵的大门，以为有千言万语要向这个对象倾诉，在生命的某个时分，固执地相信，只有这个特定的人才能懂得心里的一切——这一切，并没有彻底从我们的生命里消逝。

    短短几个月过去，一切都烟消云散。但是，又似乎未能彻底消散，那些残存的气味，如尘烟飘荡在岁月的缝隙里，将逝去的时光折射出一些美妙而又虚幻的色彩。

    十四五岁，奥多们，一一离我远去，那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爱情进行预演。

冯渊（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