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对女性的审视

    作为一位常常以女性为主角进行写作的中国现代作家，女性文学形象的书写可谓占据了沈从文文学世界的大半边天空，以翠翠为代表的“湘西女神”形象美好、清纯，散发着自然和人性美的光辉，在“五四”解放思想启蒙背景下，相比起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众革命色彩强烈的女性形象，她们更是焕发出独有的光彩。但这些女性形象在被沈从文寄予了人性理想的同时，也从另一侧面暴露出了他以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对女性充满矛盾的审视。

    始终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把他心中那座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建造在了笔下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中。这世界里不仅有翠翠、三三一样的纯洁少女，她们是自然与至纯至善的化身，就连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她们的生命富有活力，品格趋于完美，正是沈从文心中的“理想女性”。相较之下，沈从文对都市女性的评价则偏向负面：《绅士的太太》中的太太小姐们虚情假意的体面下满是糜烂与不堪；《都市一妇人》中的妇人恐惧自己年华老去，捆不住年轻上尉的心，就下狠手将他的双眼毒瞎。在他对都市现代文明的辛辣批判中，这些囿于欲望潮流与精神困境中的现代都市女性不过是他进行有力批判的工具，其中流露的讽刺态度远多于理解同情。

    从沈从文对乡村与都市女性二元划分的审视下，明显可见其中的矛盾：在沈从文笔下，我们只看得到湘西女性的纯情美好与生命力，原始封建糟粕文化的恶劣影响却在“田园牧歌式”的书写中被无限淡化，都市女性成了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代名词，文明下的理性光辉却闪烁几下便被堕落与病态所掩埋。这种对女性某一面特质的主观性夸大，实则是沈从文出于自身理想对女性人格的一种异化。

    沈从文对女性形象的异化描写，除了出于上述的理想构建，更多承载的则是他在男性本位思维方式下对于女性肉体、精神的符号化想象。沈从文总是偏向于描写外表美丽的女人，直观来说，他笔下众多象征美的“女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女性符号”的集合体。《柏子》中与柏子相好的妓女的脸“那么软软的，混着粉的香，用口可以吮”；《月下小景》中傩佑凝视睡在自己身旁的心上人，眼里看到的是“小小的尖尖的白脸”，“修长丰满柔软温香的身体” ；《夭夭》中，哪怕是“只十五岁”的夭夭，也要突出她“腿子长长的，嘴小牙齿白”。这些形容在小说中都以褒义的意味出现，虽都出自作品中的男性之口，但无疑也反映了写作者本人潜意识中审视女性的角度：不是在凸显女性无害柔弱的外表，就是在强调女性对男性强烈的性吸引力。

    除了外表，这些女性的内里还被注入了男人施与她们的另一层理想——纯洁与高尚。在沈从文对湘西女子的描写中，“观音”形象频繁出现：《龙朱》中与龙朱对歌却不见样貌的女子在他梦中“模样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边城》中天保眼里的翠翠长得标致，“像个观音样子”。除此之外，《月下小景》中的阿黑、《贵生》中的金凤、《长河》中的夭夭也都被赋予过类似的比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音承担着普度众生的女神形象，不仅从美丽的外表上受到男性爱慕，更是符合男性对女性人格圣洁、温柔、包容的期待与想象。以“自然人性”被赞颂的萧萧与翠翠两位少女，在脱离了湘西背景的诗意书写后，无一不承受着由自身弱势地位下毫无作为所带来的命运悲剧。对于这种悲剧，沈从文只将矛头指向了时代命运与封建制度，却没有看到她们在男权社会驯化下的归顺和主动性的缺失，足可见他对女性认识的缺陷和“湘西女神”美好外表下的空洞本质。

    这样一个个理想的符号象征下承载的是男性对“完美女性”的幻想，但事实上是将女性套进了由男人幻想构成的畸形模具中，这在本质上是男性中心立场对女性人格的扭曲。在这种书写下，女人可以化身为男人理想中的任何形象，但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尽管沈从文在不少杂文中都谈及了“男女平等”与对于女性权利地位的主张，但在写作中却仍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男性支配心理。他在《或人的家庭》中借叙述者之口道出了“应有”的男女关系。在论及男女社会地位时，男性还会略顾及表面平等发出一番尊重女性的论调，但在最紧密的夫妻关系中，男人便不必掩盖欲望，将赤裸的掌控欲发泄在妻子身上，此类书写下的男女关系，显然是一种带着自上而下阶级审视的“主奴”关系。与男性的支配相对，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往往也表现出服从态度，自愿将自己进行客体化，置于劣于男性的第二性。即便是少有的在思想、地位上都能与男性比肩的如蕤小姐，最渴慕的也是来自能征服她的男子的“疯狂的爱”，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可怕的性别阶级文化：女性在无意识的凝视与男性的理想塑造下再一次成为被压迫者。

    无法摆脱的男性中心视角与本能下将女性客体化的性别意识形成了沈从文在书写中展现出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反映了他身为男性作家在男女主体性平等意识冲击下的冲突与徘徊心理，化作了现代男性作家女性书写的一个缩影，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

    责任编辑：谢宛霏

北京语言大学学生 郑欣宜（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