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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雪如山》讲述了7位不同年龄女性的故事，她们拥有共同的姓名拼音——lili。lili们的故事并不涉及公共性的宏大叙事，只围绕婚姻、女性情谊、生育等日常话题。没想到最寻常的内容却最是难读，在艰难分辨究竟是个性经验还是共性境遇的过程中，需时不时从字里行间中抽离出来透口气才行。作者张天翼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并非刻意展示悲情和无奈，“可是女性的生活就是这样，困境占了大多数”。因此小说集被命名为《如雪如山》——“雪”是冰冷的回忆，“山”是沉重的阴翳。女性的隐痛像积雪的山，常年不化，无法忽视。“如”又借其字形表达“女人们想要开口说话”的希冀。
在前几个故事中，lili都是故事中的绝对主角，作者张天翼以女性对身体的观察和敏感作为切入点，用浓重的笔调描绘女人身体和心灵上的困顿：肉体是身不由己的砝码，被交换、被推拒、被暴君似的婴儿征召，而心灵是冷酷的旁观者、是无声的呐喊者、是无力的慰藉者。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她分离出另一个自我，以第三视角忧心忡忡地旁观着。
对身体的描写是女人存在的主体的一种证明，也是她们“被看到”的最直接方式，而这“存在”随着年岁增长也逐渐消失。实际上从《春之盐》一篇开始，女人在家庭中的形象就指向了成为附庸者的宿命，年轻的母亲俪俪在家人眼中变成一个提供乳汁的容器，除自己外，再没有人在意她的身体形态。最后两个故事中，这种选择性的无视被推到极致，lili不再作为事件中心出现，而成为面容模糊的背景。《雪山》里的姜丽丽在失独后毫无自我地生活；《拜年》则更进一步地将女人在家庭中的身份隐去，“高师母姓周，叫周什么莉，人当她面，呼为周老师，她不在场时，人对她的代称是高师母，都用不上本名”。成为“某某妈妈”或“高师母”是女性的最终归宿，身体的忽视，即是女性的离场。
从浓墨重彩到轻描淡写，不论着墨多少，lili们始终都呈现出“被困住”的姿态。《如雪如山》中张天翼尝试了多种叙述方式。在前几篇故事中采用了以lili为内聚焦点的叙述方式,使lili成为故事中判断事物的一个标尺，通过不断调整与聚焦人物距离的远近，张天翼赋予lili洞察事件内在本质的眼光，当读者随叙述者进入lili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为她感到同情愤慨，这时女性的视角就掌握了全局，读者和叙述者的关系极其紧密。
而《春之盐》是全书中比较特别的一篇。开篇阐明“平躺着从门里出来的那个年轻女人，不是我”，这是唯一使用个人型叙述视角的故事。“我”是旁观者，但也参与到事件中，以又怜惜又怒其不争的眼光审视着；“我”也是俪俪的密友，替她为哭泣计数。最终俪俪在餐桌上大哭时“我想伸手捂她的嘴，但我的手只顾上给自己堵眼泪”，答案揭晓，“我”是俪俪在苦痛中分裂出来的人格，“我”即是她。
《春之盐》并不完全由个人型声音叙述，还混杂着一点集体型叙述声音，文中几次出现以“我们”为主语的叙说，将产后俪俪受到的无视扩大到一个群体的共同境遇；此外，在故事中穿插着强烈外露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如“把别人不能帮忙的痛苦扔在他们面前，是不对的”，这时张天翼本人声音的介入，毫不留情地道出产后女性倾诉之艰难。三种叙述声音的交织使《春之盐》成为书中最具有纪录片质感的故事，也是作者笔调最不冷静的一篇，它的笔触过于尖锐，以至于有读者认为“真实得使人厌恶”。
虚构性质的小说往往会在文字和读者间留下一定距离，这样不论是讽刺或是批判都被视为就事论事的虚晃一枪，而在《春之盐》中，张天翼并没有想留出让人喘息的余地。
《如雪如山》的写作是逐渐走向克制的，lili在文章中占比越小，作者的文字就愈冷漠，最后两篇《雪山》和《拜年》几乎都是以“异故事性”的作者叙述声音推进。张天翼以这样全知全能的状态掌控最后两个故事，倒是暗合了中老年lili隐没在家庭中，失去女性主体而成为附属物、任由命运摆布的人生。趋于中性客观的写作立场，为小说带来更具文学性和美学性的收束。
张天翼在《如雪如山》中的书写，先将女性议题重重地拿起，以笔锋为戈划开读者面前最后的遮羞布，后又将其轻轻地放下，让lili消失在家庭中，只留给读者无穷的思索。“早上下的雪，到晚上就脏了。”这是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如雪如山》中的众生相就如同踩在雪上的脚印，在泥泞大地上留下交错杂乱的痕迹，与远处的雪山沉默而遥遥地相望。
责任编辑：谢宛霏
首都师范大学学生 李梦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