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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手旁的史籍，在往去的岁月烟潮中，灾难宛若废墟，靠断壁残垣堆叠起史页内的人性之塔。
电影《一九四二》，基于河南作家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在影视画面摹刻上，保留了文学创作中所带有的纪实属性。剧中，导演冯小刚在尊重苦难史学的基础上，打破以往商业片的影视技巧，将影视画面塑造的任务深耕于剧本之上，并注重于苦难场景的呈现。通过苦难情节对故事主人公范殿元的人生轨迹不断影响，最终去突出一九四二年饥荒事件本身，和人性的复杂特征。
地域文化谱系特色
河南地处华北平原中南部，自古为朝代更迭、民族文化交错复杂地区。影片事件取材地以河南为中心，在民俗文化和外界的冲突中，体现出灾难大背景下文明交流交织的境况。
徐光春曾在书中提到,“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作为“中原文化”的主要承载区，从古至今按照时间脉络，可以将河南的地域文化分类为谱系，并在影片中作为中华文明的代名。
剧中注重方言的使用，为影片环境设置服务的同时，也推动故事主轴和人物情感支线的发展。通过语言的差异，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阶层差异下，国民政府与底层百姓，中华文化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矛盾。在灾难面前，各个阶层不同的空间内，都有着不同的应对主张。
主人公范殿元的阶级选择，根植于传统文化境况，将这一逐渐被淡忘的“特殊”阶级重新提起，并作为桥梁纽带关系，映射出官僚阶级的腐朽统治和底层百姓人性的错综复杂。
地域文化的谱系特征还存在于对民族矛盾的弱化之中。在内忧外患的灾局面前，地域文化元素的增加，结合随后他国记者的描述，也在意图以弱化民族矛盾的方式突出影片主要特征，即回归到灾难片和纪实性的本源。
灾难写实性叙述特征
《一九四二》拍摄前无疑做了大量的史料研究功课，剧中情节围绕时间叙述的主轴，以一种粗糙、节制的情感手段将民族矛盾抛开，以“重内”视角审视阶级内的斗争。
与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史学视角不同，影片注重打破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建立的正史体系，将视角分散为两条线索，一条为底，以地主范殿元为首的受灾百姓的逃难生活为代表；另一条为顶，以时任河南省国民政府主席李培基为代表。他们各分为不同阶级，站在和正史顺从或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摩擦。
影片最初，以“底线”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通过小人物多舛的命运，老东家和瞎鹿的逃亡，体现出底层群众的生活境况。在这种反正史的视角中，老娘、花枝、拴柱、星星、范克俭等小人物的个人故事，先后穿插其间，为灾难的真实性和情感表达赋予更多含义。
正史的叙述，以时任河南省国民政府主席李培基的出现开始。剧中李培基的请命不得和蒋介石的左右顾虑，随着底层人物苦难和外部环境压力的升级才得以“解脱”。但同时，也撕下了小说中统治者“高瞻远瞩、为国为民”的虚伪外衣。
为拉近故事情节的距离，缩短叙述片长，躲避过度叙述带来的复杂化风险，剧中的两条线索的代表人物设定——范殿元和李培基，都不是极端的农民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相反导演更愿意通过“取中”的方式，兼顾更多阶级，并将他们融归于以时间为顺序的主轴上去。
在影像和声效视听呈现上，导演一改往常对于暴力元素的“克制”，反倒以默许的方式，制造出血浆喷发、肢体断裂和炸弹轰炸的场景。逃难途中的“轰炸”历程，在灾难的呈现上具有视觉平面化和灾难奇观的特点。导演致力于通过大的场景和大范围的轰炸，去突出底层人物的艰辛。这种描述基于人性，由此诱发出影片对于人性方面的剖析。
《一九四二》的另一写实性呈现，在于它“上帝视角”的运用。观众通过客观的视角去“掌握”全局，最终归于影片冷静克制的叙述中。这与以往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的影片不同，影片叙事风格带有了纪录片技法。
影片的录音师吴江在声音设计中强调其“以节制情感产生情感”的理念，故在音效的呈现上，整部影片以冷静克制为主，这种带有“隐忍力”的配乐，在对盛大场景的描述上，体现出萧瑟凄凉的效果，搭配同期声的大量运用，使其在与影像的搭配上呈现出立体感和空间感上的克制，从而去激起人性的思考。
人性之塔的复杂构成
灾难题材的影片，在其呈现上往往以“灾难”本身作为起因对象，并对其后的影响不断阐述。但《一九四二》的影像表现，便以突出“人性之塔”为主要目的。
人性之始，为善为恶？这一困惑我们多年的问题，或许只有把它重新放回历史，才能得到清晰的答案。影片中，在旱灾本身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座大山”的出现，他们压在底层人物的背上，并加剧了这场灾难。
我大致将剧中人性分为三个阶段，起初为私恶、次为救赎、再为释然。起初以老东家范殿元为例，无论是他起初对待异村乡民的虚情招待，还是假意将星星许配给拴柱，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自私、狡猾，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是典型的市侩地主形象，这便是私恶。面对灾难，每个人都在寻求生的希望，每个人又都想夺取别人的资源。
第二阶段便是救赎。迫于局势的压力，国民政府同意救助灾民，但地方官员一系列的推辞和囤积居奇，使得政策难以推行下去。为了自救，星星和瞎鹿媳妇不得已卖出自己，以换取其他人的生存空间。这便是面对灾难的第二境界，即对人性善处的考验。
第三阶段是释然。身边人一个个死去，亲密的人一个个离开，老东家范殿元也没了最初的地主习气。他开始漠视死亡、漠视生命，漠视一切关于“拯救”的幻想，转念对所有的苦难进行忍受和释然。而影片最后他拉起小女孩的手，便暗示出历经苦难后人心的善念。
安西满和西方传教士，是近代西方文化入侵的体现。原本“神秘高雅”的传教士，最初看来是具有迷惑性的，但历经一番生死的考验后，安西满的醒悟，意味着西方文化入侵的梦想破裂。
这部影片，如今重新来看，它就像一座屹立于时间平原之上的神塔，在希冀与死亡的交错中，为我们娓娓道出那段苦难的岁月。在其间，我们可以看到幸福、恐惧、愚笨，以及醒悟的价值。
责任编辑：谢宛霏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李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