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是柳青《创业史》中改霞“进城”时说的原话,路遥将它题写在小说《人生》的扉页上,也就是说人物的命运和“进城”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上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1984年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大街小巷一时都在谈论“高加林”。从1982年首发距今已经40年了,原本中国城乡严格限制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交叉体制”已经天翻地覆。作者本人也在最后一章注明“并非结局”,这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施展的空间。
在小说《人生》发表之后,责编王维玲曾希望路遥能够对这部小说写作续集。路遥在致王维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反复思考和有一定的时间给予各方面的东西的判断。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物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
在路遥看来,其一是续写难度很大,另一是作品本身就很完整了,继续续写,心有疑虑。况且路遥在这之后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这场严峻而沉重的劳动中,《人生》的续写也就被搁置了。在《平凡的世界》创作完成后,因个人身体原因,《人生》的续写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电视剧《人生之路》对《人生》的续写,除了增添人物“高双星”,还给小说《人生》增加了“前史”,即高加林、黄亚萍、高双星、马栓参加“高考”,并增加了“后史”,即高加林、高双星、刘巧珍、黄亚萍陆续进入上海发展,并在行业内拼搏取得成就。从主题思想上看,《人生》的价值在于悲剧,小说《人生》的结尾,高加林回到了农村,面对着土地,痛苦而又自责。电视剧《人生之路》给人物以“大团圆”式的结局,高加林原谅了高双星,刘巧珍、高加林、高双星都在行业内拼搏取得了成功。一喜一悲,在思想上的深度,有所降低。悲剧的价值,在于通过人物的遭际引起人们的怜悯或恐惧,并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从故事内核看,小说《人生》的主体故事是高加林民办教师的岗位被替,在电视剧中,被改写成替考上大学。论操作难度,肯定替换民办教师岗位低得多,一两个人操作就可以决定一个民办教师的岗位去留问题。但是替考上大学,尤其是高考这样的大事,村主任高明楼和教育局股长马占胜,两个人合谋就能促成被替考了?尤其高加林是宽州县很多年都没有出过的大学生,而且是唯一一个考上的大学生,预考的时候作为第一名县长接见过,那么放榜的时候,县长不知情?学校不知情?高中校长、班主任不知情?别的同学就没有存疑的?
从文化的稳态结构来看,小说《人生》的人物活动局限在黄土高原上,文化、语言、习俗相对稳定。而电视剧《人生之路》的呈现,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较大,文化的流动性差异性明显,反而难以有时代特征。在电视剧《人生之路》的表演上,高加林开头的飙车戏,到高考复习时蜡烛摆得像道台。在原著中的描述是,点一盏煤油灯,都要打掉灯花,只为了多燃烧一段时间。对于物质贫乏的西北乡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一个生产队一个村才会有一辆拖拉机,而且属于村集体所有。在《平凡的世界》中就是如此。在饮食文化上,西北人刘巧珍卖粉属实出戏。陕北是吃面食为主的地域,有粉条,有挂面,有别的吃食,但并不会以嗦粉为主。
人物语言上,前后并不统一,德顺老汉说一口关中话,陈晓饰演的高加林,李沁饰演的刘巧珍,进了城就会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了,在乡村的场景中,方言的出入,有些违和。陕北方言鼻音重一些,多入声字,有叠字现象。交通上,大部分路段则要靠步行或者畜力。整个影视剧对陕北长期从事劳动的刻板印象就是“黑化”,实际上对比电影版《人生》,电影《牧马人》等剧作对乡村妇女形象的塑造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如此。
对于《人生》的改编,自小说出版以来从未停止过,有过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多个版本,并且在不同时期又常常被再次翻新,这也见证了原著本身的魅力和文学经典的意蕴价值。我们在不断回味经典的时候,真诚地回到历史现场,心贴着土地和人民共呼吸,并不是想当然般通过闭门书斋和仅有的刻板印象来塑造人物。尽管经过了40年,我们依然会感觉到小说本身所跳动的历史,它不断带给人们思考,让我们思索脚下的路如何向前走。
责任编辑:谢宛霏
广西大学戏剧专业硕士生 何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