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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的故乡位于贵州南部一个小山村，家到镇上大约有四公里的路程。小学五年级我便开始住校，那时候学校要求学生每个星期带好足够的米和菜，到学校后，每天把自己从家带来的米用饭盒装好，统一拿到食堂去煮。食堂里没有吃饭的桌子，只有一个大土灶，大约能蒸一百多份饭，旁边有块宽广的水泥地。负责蒸饭的阿姨会将我们的饭整齐地摆放在水泥地上。
放学后到食堂寻找自己的饭盒，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找个角落坐下来一起吃饭。有些淘气或者懒惰的家伙，没将自己的饭送到食堂去煮，放学后拿别人的饭来吃。有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差，常常在食堂找不到自己的饭盒，挨饿是常有的事。兴许是这个缘故，我个子瘦小，不知情的人或许以为是父母狠心不给饭吃呢！
为了保证菜能长时间存放，母亲每个周末都把很多糟辣椒和一点肉沫炒好，拿老干妈瓶子装好，让我带回学校。那时候，这是我在学校一个星期的美味。
为了节省学习成本，棉被、床板、木箱等生活用品，开学时都需要自己搬到学校。有些同学家里有马车，他们的爷爷奶奶会驾着马车，一次性将他们的生活用品拉到学校。当时真的非常羡慕他们，因为我家没有马车，加上父母很忙，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家里东拼西凑才筹齐的五块大小长短不一的木板，对我而言，弥足珍贵。父母实在太忙，搬床板这种事情就得我自己一个人解决，小块的木板一次搬两块，大块的一次只能板一块。蚂蚁搬家，走走停停，折腾一天，才能顺利到达学校。
每个星期要自己背上七八斤大米、炒好的辣椒、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书包等，在学校到家里这四公里的路程间来回奔波。虽然这对于只有十岁的我来说，并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但是那时候村子里有很多小伙伴一起去上学，这个过程自然是快乐比艰辛更多一些了。
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反而感觉很幸福，因为我从小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而寨子里，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他们的父母迫于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他们有的跟祖辈一起生活，有的则寄养在叔叔伯伯家，有些年长的小伙伴带着年幼的兄妹自力更生。他们的童年，没有父母陪伴。我是幸运的，父母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尽管在一起的生活不是那么富裕。
初中时，我就读于离家四公里的塘立中学，从镇上回家，这个方向的客车只有两辆正常运营，这两辆车起点为镇上的塘立中学，终点到羊场水族乡，这一路大约要经过二十几个村寨。我每个星期都回家一次，一到星期五，尤其是刚放学的半个小时以内，那仅有的两辆班车全都塞满了学生。到了赶场天，除了学生以外，还有许多去集市上赶场的父老乡亲。
能挤上车是幸运的，但很多次，我都不选择乘车——对我来说，乘车太奢侈，我没有多余的车费。此外，自己一个人走习惯了，心里想着，还可以锻炼身体。因此，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我在这条路上奔波了无数次，度过了青春时期的大多数时光。
高中时，我远离了家乡，来到了独山县，就读于独山县高级中学。入学时，心中感到无比畅快，因为终于有机会到县城去上学了。独山县城到我家距离大约有四十公里，我每个月需要徒步走过那熟悉的四公里路抵达镇上后，再从镇上乘车到县城。
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村子里很多同龄小伙伴早已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有的选择找另一半开始组建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走这四公里路到镇上乘车去县城里读书。
为了供我上学，父母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希望的田野上辛苦劳作。希望我好好学习，做一个有文化的人，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用学到的知识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后来，在父母、亲人、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鼓励下，我考上了大学。
大学时，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的路程，那四公里依然是我行程的起点，每次从家回学校，我都会买上午9:56-13:33这个时间段独山到贵阳的火车。从镇上乘坐汽车到县城的火车站最少要一个半小时，意味着我必须想办法早早地从家到镇上，再乘坐最早的班车赶到独山火车站，以至于不耽误火车。
为了这四公里的距离，每次回学校我都得清晨五点起床，很多时候清晨五点，父亲便陪我徒步从家走路到镇上。有时父亲脱不开身，便请村子里有车的人家帮忙送我到镇上，马车、摩托车、三轮车、电瓶车我都搭过，这四公里的距离，春夏秋冬，不同时间段的风景，我都曾见过。
后来，我顺利地通过了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这四公里路的又继续陪伴着我，继续见证着我的成长。然而，与过去相比，这条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变成现在干净宽敞的柏油路。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我都这四公里路上见证着，它承载了我太多珍贵的故事与美好的回忆。
这四公里路程的起点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是我心灵的栖息地，是我通向诗与远方的铺垫。在那四公里路程的起点，有我最牵挂的人；那四公里路程的终点，我正在走，正在一步步地探寻。在我的心中，一直牵挂着那条路，牵挂着那里的风景，它让我明白，无论我走得多远，最后都想回到故乡。那里有我的父亲、母亲……载满我的青春时光。
责任编辑：龚蓉梅
贵州财经大学硕士生 黎磊磊（布依族，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