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况：以文学的形态书写历史

    张况，作家、诗人，广东五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五卷本）、《雅土》《小镇上的鼓手》（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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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况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从历史文化长诗《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上下卷）》《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上下卷）》《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到今天的五卷本20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张况坚持用自己的笔在一个个历史朝代里耕耘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张况深入中华民族历史、解构时代华章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张况位于广东南海的南华草堂，一边品茗，一边聊他关于历史文化题材写作的那些事儿。

    为大中华立传，为国家写作

    “我八九岁就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岳母刺字》等历史故事，捧着书就放不下来。课余我喜欢现炒现卖，与小伙伴们分享，他们听得入迷，我心里就有成就感，因此萌生了要读懂中国历史的念头。”张况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对中国历史梗概有了最初的认识，也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张况说自己的文学启蒙始于《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常常被古诗词的优美意境浓缩语境所吸引，那时也尝试写些好玩的顺口溜。”这样的“写作”，无疑对其日后的诗歌创作埋下了种子。

    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后，张况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历史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实现史与诗的转化。考察中外文学发展史，张况认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太需要一部体量够大、足够恢宏的史诗了。因为除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和新疆的《玛纳斯传》之外，全民族全景式的史诗，迄今为止，尚付阙如。作为一名具有冒险精神的诗人，张况在解剖中国历史和解剖自己的思想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话语权，用自己的思维切入历史、接驳文字、探寻根柢，用青春的汗水和热血浇灌文字，挖掘历史最深层的宝藏。“我用自己的灵魂去跟历史抢滩、对抗、对话、妥协，这让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极为自豪的历史表达畅快感和文化的享受感。”

    “中华文化是大海，但它可以凝结为我的一滴泪、一滴血，我把它量化、分解、发掘、展现出来，糅合人类的精神呈现在诗行中。”经过近20年艰辛创作，张况的10万行21卷《中华史诗》宏大叙事作品问世，已出版的《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上下卷）》《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上下卷）》《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都是《中华史诗》的子篇。

    “写作《中华史诗》是为大中华立传，为国家写作的一种状态，《中华史诗》是我生命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之一。”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长诗”写作概念承载着张况的家国情怀和“新古典主义”写作理想。著名诗人、《诗刊》原主编叶延滨称张况为“以独标风骨的历史文化长诗写作轰动诗坛，为当代新诗构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的诗人”。

    诗人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小说家需要的是缜密的逻辑思维

    就在大家为张况创作的历史长诗鼓掌叫好时，他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说家，推出《赵佗归汉》这样一部200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赵佗归汉》与他的历史题材长诗作品不一样，在于其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完成诗歌或者长诗之间的文本转换。

    在张况看来，文学艺术是相通的，各文艺门类之间完成转化是完全可能的。史诗写作不仅仅是对诗人知识储备、文字驾驭能力和胸怀格局的考验，同时也是巨大的心性与精神能量的巨大考验，如何打通诗歌、小说与中国历史之间的血脉、正史与演义之间的界限、艺术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宏大与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愫之间的内涵与外延，确实需要诗人巧妙的构思与大开大合的布局。

    史诗与历史小说写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将以往的历史盘活，将逝去的历史人物逐个救活，并将朝代与朝代之间的纽带关系处理好。“我认为需要重返历史现场，站在他们的角度，与他们进行友好协商、平等对话，替他们重新活一遍。诗人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小说家需要的是缜密的逻辑思维，我希望将两种思维结合起来。”张况说。

    不管是历史文化长诗，还是长篇历史小说，一个作家只要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创作，以鲜活的人物、新颖的故事、鲜明的特色让笔下的人物在读者脑海里立体凸显出来，就能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就能创造出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张况说，自己成长在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佛山，工作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站立在岭南文学高地捧出这部《赵佗归汉》，让他“更清醒地认识中国历史、岭南历史，既让我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与传承，又充满了对民族振兴、国家完全统一的美好憧憬”。张况认为，这样的创作，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创造”。

    希望唤醒读者对中国历史长河发展与进步的记忆，催生出强大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的正能量

    “通读广东五华历史，我赫然发现了南越王赵佗在家乡的最早‘行踪’。对五华这块神奇土地，对赵佗这位神秘王者，我有着极为神圣而复杂的情感，觉得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写写南越王与五华的故事。”西汉长乐台（五华狮雄山遗址）是赵佗在岭南所建的四大行宫之一，该遗址位于广东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1989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这一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南越国早期的部分历史空白，在岭南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赵佗的部分故事发生在张况的家乡，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检索，以丰富那段恢宏历史。

    《赵佗归汉》是以赵佗征战岭南、统治岭南、归顺大汉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延续了张况文学创作钩沉民族历史、解构时代华章的风格。张况说，希望《赵佗归汉》唤醒读者对中国历史长河发展与进步的记忆，催生出强大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的正能量。

    《赵佗归汉》以近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通过塑造秦汉两个朝代里的秦王政、赵佗、李信、王翦、赵高、李斯、胡亥、扶苏、项羽、刘邦、吕太后、陆贾等人物形象，从各自的人生遭遇互为补充、互相依存的视角，展现了秦汉时代中原与岭南百越那些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战争历史，揭示了在国家统一、民族存亡紧要关头，中华儿女深明国家与民族大义，政治与理想都接受了战争与鲜血的磨砺和洗礼，树立起的民族之魂、理想之魂、信仰之魂和团结之魂。

    “这些人物也许只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一小部分，但我们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忘却他们，而应该沉入历史，深挖他们背后的故事，在新的时代开创新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路径。”透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见赵佗这位“南下干部”的身影深刻在张况的脑海，且他们具有一样的人文特质，只不过赵佗是在征战、和辑百越的战争与治理岭南中实现民族统一，张况则是在激情中筛淘历史浪花，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呼唤与期盼国家完全统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共置三十六郡，其中三十五郡皆毫不含糊，就地起名。为何平定岭南后，独独要设立“南海郡”，而非“岭南郡”或“五岭郡”？带着这个问题，走进《赵佗归汉》，你会发现小说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历史回溯，为“南海归属中国”提供了最早的历史依据、逻辑起点、价值拷问和心理路径。“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后可谓广有四海，偏偏在平定岭南之后，一定要设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南海郡，证明秦始皇对南海高看一眼、极其重视。自秦置南海郡始，茫茫南海从政体上、法理上就属于中国。毫无疑问，秦始皇当年为此颁过诏、下过圣旨。”张况说。

    小说以当年秦皇与群臣议决设置“南海郡”的场景为切入口，为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个极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方向和路径。小说巧借秦始皇之口，道出了大秦帝国当年设置南海郡的初衷，就是要将茫茫南海纳入大中华版图，从而让大秦帝国实现“广有四海”的宏愿。借赵佗之口，道出了南越国回归汉朝归于正统的历史大势，并以合乎逻辑的事态发展格局、雄辩的历史事实，将包括宝岛在内的茫茫南海以大秦帝国意志，雄霸地框定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版图上。

    “以文学的形态书写历史是我的第二生命，也是我今生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存在方式和生活姿态。我对中国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非常崇拜，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张况说，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并始终如一地专注于中国历史题材写作，给自己带来的是“史诗”写作的精神满足和文本自觉。“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们热爱祖国山河，情系黎民百姓，有一种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的英雄主义行止，干事创业的奋斗精神，值得推崇与效仿。”

    张况作为一个写作个体，由此一而再地认识到了中华文明无比庞杂壮硕的伟大与宽博，也顿悟了“死亡”和“时间”的全新概念，“时间”由此而成为内置于其历史题材写作文本的贯穿始终的永恒话题和持久坚挺的主题。“当代青年应力戒浮躁，尤其是青年写作者，真的应该好好补上中国历史这一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精神依托，发现精神家园，挖掘历史资源，接通历史与现实和未来的血脉关系。中华文明是最坚强、最具耐久力和不朽品质的伟大文明，汉字显而易见的生命力和穿透力可以作证。”

    责任编辑：谢宛霏

苟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