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西到湖南,从上饶到湘潭。跨越568公里,我从省内上大学到了异乡读研,除了入“湘”随俗带来的湘音渐浓之外,与不同课堂碰撞出的湘遇更对我启发良多,为我对课堂的记忆着色不少。
晚上7点,是联建美食街喧腾的时刻,是四田操场上运动正浓之时,也是湘大研究生院晚课开始的时候。闹铃响起,教室渐渐安静下来,刘老师也早已准备就绪开始上课。
课间刘老师走下讲台,看着本该坐满的教室空出不少座位,他带着疑惑让班长开始了他课堂里的第一次点“到”。
点“到”结束,四个人既没有请假也没有到课,一瞬间教室的氛围跌到了冰点。我望着这一情景开启了漫长求学路的记忆回溯,学生缺席被老师知道会怎么样?
小初时,班主任一通电话会直接打给监护人,询问安全与否;高中时,老师会第一时间问其同桌缺席人的下落;大学时,老师会在长长的花名册上做个小标记修改其出勤分数。而现在读研,偌大的教室,大家不再有固定的同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在一学期十几周里,一周仅一次,一次至多三小时的频次中渐渐疏离,课结束的那一刻,短暂的师生关系似乎也封藏了起来,成为一段不经常被提起的记忆。
正当我看着这个略微有些尴尬的场景,猜想下一步花名册上也会长出红色的小叉时,刘老师的声音灌入耳中:“好的!同学们,请转告这四位同学,刘老师想他们了,想快快地见到他们。”顿时,教室里响彻笑声,刘老师这一稍显“调皮”的回应完全消弭了学生缺勤导致惹恼老师的恐惧感。而这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回应也让接受应试教育多年的我,第一次觉得讲台上下权利差异带来的恐惧或许并不存在。
晚上9点30分,距离下课还有5分钟,但伴着刘老师讲课声音响起的还有同学们收拾东西发出的杂音,随着下课时间越近,声音越大。看着这个相似的场景,我的心又揪了起来,想起两年前在另一个课堂里的一幕。同样是临近下课,同样是伴着嘈杂的声音,老师讲着讲着突然停了下来,看着教室里急盼着下课的同学们,脸色一沉扭头关掉课件,拔掉U盘,摔门而出。还没等留在教室里的学生反应过来,那被摔动的门似关非关发出刺耳的“吱呀”声,而空气里也升腾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
我紧张地以为这一幕将再次上演,却没有。直到下课铃正式响起,刘老师照常结束了这堂课。下课回寝的路上,在路口又遇到了刘老师。他右手拎着文件包甩动着双臂,一身西装笔挺看不出他有丝毫倦意。走下讲台的老师在昏黄路灯的指引下如平常学生一致,不过是先回去,然后准备休息。
我鼓起勇气和老师打招呼闲聊,刘老师也热情地回应,了解我来自哪里,是哪位导师的弟子。我好奇地问刘老师刚刚快下课时的那番情景是否令他不快,他则爽快答道:“那不会的,学生着急下课或许也是着急有事。如果我生气了那最后只会耽误更多时间,课程进展也会受影响的嘞。”刘老师那真诚地回应也让我愈发明白为什么大家私下里都爱喊他“老刘”!
一方面我能够共情曾经那位老师摔门而出的愤怒,但另一方面我也钦佩于刘老师这幽默巧妙的处理。也让我不禁思考,也许师生关系远不止一种打开方式,在刻板印象之外应该也存在着不少惊喜等待被看见和被记录。
责任编辑:龚蓉梅
湘潭大学硕士生 温裕群(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