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想要活着，就得死去

    这不是一个可以从头讲起的故事。但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导演程耳就在暗示观众，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中年男子，静止地坐着，镜头移切到他的脚下，黑色皮鞋轻点地面，悲怆且哗然的乐曲随即轰来。中年女士，在咖啡店里，服务员告诉她有客人给她点了杯咖啡，她有些好奇，又有些无所谓，总之人已经走了。年轻男子，站在镜子前把白色的领带替换成了深色的领带，神情不明，但显然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1938年9月，广州沦陷在即，何先生在防空洞旁观了一只流浪狗的命运。高空轰炸，大雨倾盆，满目废墟，瘸腿的小狗骨瘦如柴。为了躲雨，也许是为了躲避更大的危险，它来到了防空洞内，里面挤满了避难的人，门口有两名士兵把守。一名士兵试图用枪杆子将它推出防空洞未果，另一名士兵掏出一块吃食让它嗅闻，然后将吃食扔向雨中。它犹豫了一下奔跑而出，大雨将它淋得更湿了，它也没有再回到防空洞内。下一个场景，是轰炸过后的一片焦尸，一个镜头给到这只流浪狗，它躺在地上。

    时间来到20世纪40年代，明面上就职于汪伪政府的何先生在饭局中，被一名日本军官告知了什么会是自己的命运。日本人喝多了也说多了，何先生听到战局要往不利于中国和中共的趋势发展，面对再精致的美食，也顿感无味。日本人见他不怎么动筷子，打量一番后发问：“你平时就吃得这么少吗？”他回答：“我吃不惯。”“那么，该习惯一下了。”话音落下，一边是日本人的假笑，另一边是假笑都笑不出来。

    多年战乱，作为受侵略的一方，不论是狗还是人，想要混口吃的，就得淋雨。但可悲的是，用淋雨能够换来的，往往只是片刻的活路。

    不同于表面是汉奸的叶先生，叶先生的未婚妻是一名身份明朗的共产党员。她年轻又明媚，穿梭于交际场合，时常引诱见色起意的日本军官深夜尾随自己至陋巷，让埋伏的同伴趁机了结了对方。她说他们杀日本人以及汉奸，她说她希望叶先生快点去死，但她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或许在心底里她还是爱着他的。叶先生劝阻她不要再如此危险行事，还提起了他们曾经有过婚约一事，寥寥数语还欲言又止，但也不难看出他压抑着的感情。“太久远了，37年之前的事情，我早就忘记了。”未婚妻给叶先生留下了这样一句回答。

    叶先生，寡言、阴郁、冷血、残暴，这样的性格标签放到战争年代极大可能造出一个毫无人性的人。听完强奸新闻后他不置一言转头催上菜，得势失势的风吹起他就是墙头草，各种劣行他几乎从不缺席。对比起未婚妻，他更像是忘记了37年之前那些美好的人，或者说他忘得更彻底。可1946年来到香港的叶先生，大雾散开，走向阳光，成了未婚妻曾和他说过的、在胜利之后她新的爱人会有的样子：活在朴素的世界里，是一名劳工或者知识分子。

    这一对乱世情侣，举手投足间能够传递、不能传递的微妙信息，都在告诉我们，创造未来必须要忘记过去，可是又不能真的忘记过去，因为忘记过去就是忘掉自己。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希望又是一种悲哀，许多人的生命就在忘与不忘之间寻找意义或者丧失意义。

    导演程耳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他许多部影片的主题都是相近的，展现的都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社会的命运，是“可以为之奋斗”和“不得不作出选择”之间的某种暧昧的联系，或者注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可以为之奋斗”是活着的希望；“不得不作出牺牲”是死去的取舍。我们总得艰难地付出什么，才能迎来光明。在这之前，在这之后，我们都做好一名无名的闪烁者。

    责任编辑：谢宛霏

江芷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