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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周芳的非虚构短篇集《我亦是行人》经长江文艺社出版问世。该作品继承了她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认识与思考，表现出作者在面对苦难时的恻隐之心与坚强心理。全书讲述了九个小人物的生死故事，他们是乡村学校的老师，是麻将馆里风烛残年的老爹爹老婆婆，是病魔缠身没有尊严的老人……是千万微尘中的一粒，是形形色色的众生。
《我亦是行人》的标题取自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与之意味相同的是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周芳将惆怅与豁达、挣扎与接纳揉进“行人”二字。当她书写一个猝死在麻将场老人的疾病、衰老、死亡，也是在书写自己的疾病、衰老、死亡。归根到底，她是千千万万分之一。她深知“行人”骨子里是坚韧，即使历经千山万水，度过无数不眠之夜，也会予生命深情拥抱；她深知在生命这趟单向旅途中，每个人都只是匆忙过客，所有的顺与逆、生与死也都是瞬息一过。
死亡并不讨喜，可死亡面前没有特权者，也没有救世主。“与其转身跑走，不如直面相逢”，这是周芳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也是借此书传达给读者的积极暗示。在相逢中，周芳看到的不是生命的戛然而止，而是情义的经久绵长。她写死亡，实际上是写永生，写人世的情义。
《我亦是行人》与前两部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有着显著区别。从领域和视野来说，《我亦是行人》并非局限于诸如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的等特殊空间和特殊人群，而是走向周遭世界、普通你我，从生死一刻扩大到一生经历；在艺术手法和阅读感受上，《我亦是行人》将“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追求平静、淡然，甚至是诙谐、调侃，脱离了书写疾病与生死的悲痛挣扎，把疾病痛苦死亡铺陈在日常的、恒态的生活中。
讲述被死亡封住的生命故事，将视角投射到更远的死前命运
《我亦是行人》中收录了九个人的一生。对于人物的取材标准，周芳解释道：“他们每个人都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如《色色王传奇》中的王爹爹，终日混迹于麻将馆，以花言巧语逗婆婆们，享受被唾骂的快活。然而，“色”字背后是他对青梅竹马的欧阳婆婆几十年来的痴情痴守。尽管周芳笔下的“行人”只是沉默如草芥的小人物，但他们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卑微中也有高贵，孤寒中也有热烈。周芳冷静地讲述被死亡封住的生命故事，以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德行和修行扮演一位“给沉默者以尊严”的歌者。
谈及创作的灵感来源，周芳表示，书中的细节一部分来源于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如对夕阳红麻将馆各种场景和各色人物的体察，“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等爹爹婆婆都有自己大篇的人生故事，滚动着社会舆情讯息的麻将馆每天上演流动的人间大戏。
另一部分细节则是借助可靠经验和生命的同理心、同情心。如《父亲们的管子》中对几位插上导尿管老人的描写，周芳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使她精准捕捉宛若游丝的感官体验，放大之、生发之，以唤起读者感受和体验层面的印象和记忆。
为了写出烟火味道，而非大悲大痛，周芳将视角投射到更远的死前命运，用冷幽默的玩笑风格消解了死亡话题的冰冷与沉重。在“生”与“死”的辩证解读上，周芳坦言，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在探究“生”——在生的层面，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它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死者要去赶死者的路，生者要去赶生者的道”，这是周芳想通过这本书传达的生死观。《我亦是行人》明面上写各种人物的死，但周芳追溯的是他们的前世今生，他们开在春天枝头的花。“你别看那些李花桃花一个个娇艳得不行。保不准，在李花根下桃花根下，安放着我们多少世先祖的骨灰。”
把“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让人物自行主导行动、完成故事
于周芳而言，写作的意义在于陪伴和守护那些哀苦与挣扎的生命，看他们一点点死里逃生，露出光亮或是坠向深谷。
在周芳看来，创作自由度不一定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凭借这份忠诚，作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自身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自我、对生命、对时代的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在《我亦是行人》中，周芳用细腻诙谐的笔调诉说九个“行人”一生的光泽与阴影。《林下村的数学老师》中的夏老师因为有漂亮女同学看望他而被老婆当成一辈子的笑柄。他恪尽职守，为学生负责，却为了纠正一道误判的选择题死在了去学校的雪天。《林氏恩怨录》中“我”的父亲和大妈十年前反目成仇，发下毒誓此生至死再不相见。开头部分对于大妈的举止和神态的传神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情感纠结。在这些故事中，“我”已然隐身脱离，任由主人公们演绎自己的故事。
汪老师夏老师也好，李中焕王爹爹也罢，都是一生庸常无为的小人物。周芳忠诚地记录他们的一生，在非虚构写作中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
从《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再到《我亦是行人》，周芳一直深耕于非虚构写作，以鱼潜于水、根扎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这块热土上。不同之处在于，前两本非虚构采取日志的记叙形式，主观性的叙事话语比较强烈。而在《我亦是行人》中，周芳有意识地克制这种主观性，把“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让人物自行主导行动、完成故事。尽管小说能以强大的虚构空间，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但周芳认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芒——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这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责任编辑：周伟 谢宛霏
张梦楠 本报记者 谢宛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