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让小说回到人和情感本身

    阿舍，原名杨咏，维吾尔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银川文学院签约作家，银川晚报副刊编辑。出版长篇小说《乌孙》《阿娜河畔》，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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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吾尔语里，“阿娜”是“母亲”的意思。阿娜河，温情而有力量的母亲河。同时，“阿娜河”也是塔里木河的古称。维吾尔族作家阿舍以“阿娜河畔”为名，用平静舒缓又满怀情感的笔触，书写了一个时间线横跨半个世纪、发生在阿娜河畔茂盛农场里的兵团建设故事。在书中，随着时间慢慢向前流淌的阿娜河，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见证着那些居住在河畔的人们命运起伏的人生之河、历史之河、精神之河。

    她和故乡的关系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关系

    外祖父是来自山东的汉族，外祖母是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父亲又是从湖南到新疆的知青，还是侗族人。在阿舍的身上，流淌着汉族、侗族、维吾尔族3个民族的血液。加上自小在农场长大，邻居们大多来自五湖四海，这让阿舍在形成一种开放的民族观的同时，也造成了她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惑和内心的撕裂感——我到底是谁？

    身份的多元性是故乡赋予的，于是继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乌孙》、2019年出版散文集《我不知道我是谁》之后，阿舍再次将目光投向从出生到18岁成长的地方——一个位于南疆塔里木河下游的农场。“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放故乡的时候，农场要被撤销合并的消息让我有了某种‘危机感’。仿佛是打捞一件正在大海中徐徐下沉的宝藏，必须马上有所行动。”在这种“危机感”的推动下，阿舍迅速开始为长篇小说《阿娜河畔》的创作寻觅相关素材。

    阿舍搜集了大量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的文献资料，涉及农业、工业、教育、水利、医疗等方面。此外，阿舍也经常回到新疆，走访一些同学、上了年纪的邻居阿姨，记下由他们口述的农场故事和历史。但在阅读这些铺天盖地的材料时，阿舍察觉到其中有大量素材是雷同的，不能继续漫无目的地看下去，必须有所取舍和提炼。“后来我是先把小说的结构和人物搭起来，再去重点找资料，繁复的素材就大大地被凝聚和减少了。”

    除去用文字表达对父辈那一代人在故乡奋斗足迹的致敬、留住农场这一将在中国发展中消失之物的历史，在行至中年的阿舍眼中，她对当下的现实、他人的一些疑问和观察，是书写《阿娜河畔》时更为关键的表达冲动。“现代化的全球进程让物质生活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与中心的差别越发不足为道，但是下一步我们的精神世界该往哪去？”当以这个问题为起点回望这些年发生急剧变化的故乡时，阿舍发现，那些农场的建设者、父辈、同龄人的命运根源，正好可以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入口。

    正如与阿舍年龄相仿且同样致力于书写故乡的女作家乔叶所提到的，在《阿娜河畔》里，阿舍笔下的故乡不断向纵深处生长，故乡不是在地理意义上扩大了，而是在文学、精神、情感的意义上更具深度。“农场那单一荒寂的地理空间，滋养出我对世界的好奇和想象，带给我没有边界的文学想象。”阿舍说，在写作过程中，她对故乡的历史与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认，“故乡无论是对我的生命，还是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巨大的滋养”。与此同时，阿舍突然意识到，她和故乡的关系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关系，而是一大群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就这样，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和故乡”这种复杂又丰富的关系，《阿娜河畔》既讲述了广阔的农场建设发展史，又呈现了几代建设者个体的奋斗与命运。

    让小说回到人和情感本身，在“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叙述中以人为本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当地群众、内地支边青年共同组成的兵团，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劳作，把一望无际的大漠和戈壁滩，一点点建设成绿洲和丰收的土地。毫无疑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戍边史和屯垦史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作家们在书写兵团建设史时，即便是使用长篇小说叙事，也还是偏向于以报告文学的写法刻画兵团的大事记。阿舍则选择让小说回到人和情感本身，通过讲述以明双全、成信秀两个兵团家庭为代表的一群普通人，如何在时代变革中坚韧地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为生活而努力，多角度、多方位去呈现边疆建设的巨大变迁和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能是一个神秘又陌生的存在。虽然边疆的自然环境很独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也许和内地人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始终是相通的。在那群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兵团人的身上，不只有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他们也有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的情感——或深沉内敛、或热烈奔放的亲情、爱情、战友情。阿舍正是抓住了这些相通的情感，在字里行间反复进行细致描绘，从而打动了无数的读者。

    心中有爱、笔下生情的阿舍，用极大的慈悲心和同理心，去塑造书中的人物、理解他们的处境，通过他们写出人性的美好。也因此，《阿娜河畔》中几乎没有坏人，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命运轨迹多样的，其行事的背后都有结实的逻辑，支撑其能够获得读者的理解。比如为自己的丈夫、子女无私付出一切的李秀琴，在操劳家务的同时主动组织兵团里不识字的妇女学习；挖草药、捉鸟蛋，有着非常强大生命力、不想念书也不想待在农场的明千安，为哥哥报仇而入狱却无怨无悔。

    “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在阿舍看来，精神性的东西是我们在处理个人与时代、历史与当下关系时的依凭。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出生在阿娜河畔的兵团二代，明中启对茂盛农场这片土地的感情却最深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在知青纷纷返城、援疆二代选择离开阿娜河畔之际，明中启对妻子说出“大多数人都会急着往前走，但也总会有留下来守护一方天地的人。”阿舍对主要人物明中启追求明确、执拗坚守“大地之子”形象的深入刻画，带有哲学意味巧妙凸显了贯穿全书的无私奉献、扎根边疆的兵团精神是如何传承下去的。

    阿舍坚信，想让文本不陷入宏大叙事的陷阱当中，就需要通过人的故事和命运来体现历史，这一点是创作《阿娜河畔》的基本操作和核心指南。比起广阔宏大的时代背景和波澜壮阔的边疆建设，普通人身上深刻丰富的情感和坚韧不拔的生活信念，更令阿舍赞许和向往。于是在呈现时间流逝、时事变迁的过渡段落里，阿舍把“大历史”隐藏在对“小人物”生命历程的叙述当中，“让事跟着人走”，故事情节就显得扎实、丰满和鲜活。

    在绵软而又舒缓的叙述基调中，用平静朴素的笔触挖掘人性的复杂

    “寒来暑往，时间静静流淌，阿娜河的河水仿佛人们头顶交织的日月，一季又一季地穿过茂盛农场蓝色的戈壁。”与《静静的顿河》中刚健清晰的美学风格相似，通过选择河流这样一种平静、舒缓又饱含抒情的意象，阿舍也像米哈依尔·肖洛霍夫一样，以非常朴素的姿态站在了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她既书写兵团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也静静挖掘那些兵团牺牲者、奉献者背后的复杂，在绵软而又舒缓的叙述基调中，带有庄严、细腻、热忱的古典主义气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兵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活群落，不辞辛劳地开垦农田、建设家园，这要求置身其中的人们尽可能多地做价值观层面和身心负担层面的减法。阿舍在书写这段时期的故事时，为了与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的生活状态相配，也相应地选择了一种非常朴素、极其传统的写法——使用大段的对话推进故事。不过在精心思考之下，阿舍笔下的对话很有特色，包含诸多细节。对话都是在场景当中，不但推进故事情节，还具有一定的描写功能，能把氛围、场景、前因后果、前情后续等头绪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不管是平静舒缓的叙述基调，还是朴素传统的大段对话，阿舍对这些创作手法的运用，都是为了把聚焦点定格在对人的书写上，或者说，对人性的复杂实事求是的书写上。如果说明双全、成信秀、许寅然这些人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远万里奔赴新疆农场，主动献身于祖国边疆建设事业，那么之后的部分知青，则可能是因为政治运动、种种变革被动来到新疆的。集体与个体，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在时代的变革中发生博弈，此消彼长。“这种博弈分不出谁对谁错，只是真实的历史。毕竟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青年，他们都为边疆建设这份共同的事业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热情和生命。”阿舍说。

    个人情感、灵魂内部的冲突，既是自己与他人的，也是自我的挣扎。有关复杂人性的探讨，阿舍更多着墨在了对女主人公石昭美的立体形象上，“石昭美这个人就是烈性子，她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从12岁开始暗恋明中启，亲眼见证明中启和初恋上海知青楼文君的分手；婚后发现明中启暗自与楼文君见面还“彻夜长谈”，石昭美选择写匿名信破坏楼文君在上海分配的工作表达恨意；明中启被打，即便正处在婚姻的痛苦阶段，她也毫不犹豫冲上去保护他……对明中启的满腔爱意，使石昭美痛苦万分，也让她充满勇气。不过好在逐渐平静下来的石昭美，不再把爱情当作唯一的信仰。

    对于时间和人的关系，阿舍用流沙和磐石来比喻：在戈壁滩上，每次流沙冲刷过去可以覆盖掉所有的痕迹，但磐石始终在原位屹立不倒，反而在冲刷中日益光滑。正如时间给人带来的成长，经历了生活和时代种种的考验以后，在面对家庭、责任和情感选择时更加成熟和理智。认识到爱情和明中启都不是完美的石昭美，跳离出了情欲和爱情对她的掌控，专心在医生的岗位上锤炼，成了一位独立的、有缺陷的有力量的女性。

    清澈明亮的气质、强烈的矛盾冲突、记叙与抒情的融合，阿舍所运用的极简创作手法，让小说的艺术效果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小说艺术真正回归到人的本身、情感的本身。“所有生活和创作的经历都让我相信，不管一个作家对文学的想象有多么宽广，都只能从自我出发，从脚下的土地、历史和人的故事出发。”未来，阿舍将更加坚定这个认识，让未来的写作呈现更加丰富坚实的质地。

    责任编辑：谢宛霏 周伟

杨文洁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