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命运给了我那么多看见

    1986年农历正月某日，晚上约摸10点多钟，有一个衣着贫陋的少年被人群裹挟着，脚步虚浮地出了北京站。

    春节刚过，气温仍旧寒冷。那个少年穿着衣袖短缩的棉袄，外面罩着一件深蓝色的单衣。裤子是舅舅给他的，他自己把裤脚剪短，然后把剪下来的布料做成补丁，缝补在屁股后面的两个破洞上。他的脸上长着皴疱，耳朵和手背上的冻疮也在发痒，但他的脚步却不肯停歇。走着，走着，他已饥肠辘辘，但他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歇。走着，走着，在他的屁股后面，两个补丁都散开了线，像两把扇子扑闪扑闪地往里灌风。

    夜色阑珊，行人稀少。偶尔看见一个人，他就立即上去问路。他走了整整一夜，在黎明时分到达北太平庄。他看着晨光中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门，心里燃烧着幻想。

    那个少年就是我。我冒冒失失地从千里之外赶来，是为了拜访一个人：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的作家梁晓声。

    这件事与我的身世有关。在我刚刚出生40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抛弃了我的母亲和我。等到我3岁以后，母亲带着我找到了父亲，从此日复一日地遭受父亲的打骂和虐待。再等我长得大一点，就开始一次一次地离家出走，为了寻找幻想中的美好人生。

    我和妹妹一样，从小就得上山砍柴卖钱交学费。我喜欢读书，尤其是文学书。从我的英语老师那里，我读到了作家梁晓声的好几篇著作，包括《从复旦到北影》《京华闻见录》《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和《今夜有暴风雪》。我也想当一个作家，因为我需要倾诉。

    每一次离家出走，都是为了寻找我的文学梦。第一次去了庐山，因为我想看看诗人李白描写的庐山瀑布。第二次去了兰州，因为我想看看唐诗里“黄沙百战”的玉门关。第三次或者第四次，我又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梁晓声老师的家里。

    当我像小叫花子似的出现在梁老师面前时，他完全可以拒绝我、驱赶我。但他的善良让他作了另一种选择：他收留了我。接着，我又见到了梁老师的妻子焦丹阿姨，她的善良和贤惠至今让我怀念。

    那时候，他们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单身宿舍，“卧室+餐厅”也不过10来平方米的狭小空间。走廊里一长串地摆放着锅碗瓢盆和烧蜂窝煤的炉子，那是每家每户共用的“厨房”。梁老师让我住在他的办公室里，那里有一张床，我在那儿住了5天，并每天按时回到梁老师的宿舍吃饭。

    我心里充满了对梁老师和焦丹阿姨的感恩，虽然我不懂人情世故，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感恩。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给梁老师添了很多麻烦，不能继续住下去了。梁老师于是帮我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湖北省蒲圻县新店中学（我想投奔我的外公，到那里去继续读书）；一封信写给北京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助我返回湖北。

    感谢梁老师的帮助，让我如愿进入新店中学就读。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就被迫辍学，因为我没有学籍，不能参加中考。我进了蒲圻县陶瓷厂，成为一名搬运和碾磨石料的农民工，开始了满面尘灰的打工生涯。一年以后，又转到蒲圻县碳素厂焙烧车间做装出炉工。接着是五金加工厂、饮料厂、《青年心理咨询》杂志社和《长江日报》（我是《长江日报》第一批报刊投递员），直到1992年5月，就像我曾经冒冒失失地闯进梁老师家里那样，我又跌跌撞撞地闯进了企业界，成为一名自作聪明的管理咨询顾问。

    我成了中国管理学界的文学派。我主张“以文学的路径研究管理”和“以文学的路径诠释管理”，这些主张使得我眼中的企业管理有别于经济学眼中的企业管理。我的文字也跟其他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不一样，总是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文学之美。转眼到了2003年7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成名作《水煮三国》，接着是《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爱情经济学》……我也因此成了被很多人知道的畅销书作家。

    我常常在想，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最初，祂是我的向往和梁老师身上的光亮。再到后来，祂是从我自己的生命中焕发出来的光。我跟着祂一路寻找，穿越了那么多的苦难和迷茫。从一开始，我就是那样弱小和孤苦伶仃，没有任何力量反抗我的苦难。但是，基于对苦难的接纳、探索和觉察，我越来越能够理解我的苦难、我的人生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38年过去，敬爱的梁老师已经从37岁的盛年渐变成了75岁的古稀，我也从16岁的懵懂无知转向了54岁的天命。曾经有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向我询问语言的奥秘，我告诉他说：一、语言并不仅仅是语言，还有你的探索、觉察和发现；二、你看见了什么，你才能写出什么，只有独特的属于你自己的看见才能成就你的创作。感谢命运给了我那么多看见，从一开始就让我看见了梁晓声老师。

    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说：“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想想我的一生，已经记不清哭过多少次长夜，但我并不认为我可以因此而有资格谈人生。托马斯·卡莱尔的那句话，说得并不准确。

    哭过长夜的人，需要的是倾诉和抒情。但作家的职责不是抒情，而是讲述人生的奥秘。这件事需要很深入地探索和洞察，直到最后从恍然大悟之中破涕而笑。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上那条探索的路，即使他哭过无数次长夜。

    哭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死”。我说的“死”，是那个被我们叫作“自我”的东西，它必须被否认，必须消失。因为恰好就是它，构成了我们与事实之间的障碍。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活着，活在我们对苦难的定义和对理想的追求之中。只有彻底否认自我和想象，才能找到被自我和想象掩盖的事实。

    我在《你好，优诗美地》新书发布会上曾说过：“当一个作家‘死’了以后，他才能活出那种叫文学的东西。”那其实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从苦难中一路走来，已经“死”过很多次，但接着又一次一次地活出了我的新生。如果世界上真有传奇，那么我就是被文学成就的传奇。

    我要告诉梁晓声老师，我已经把我的苦难活成了优诗美地。那么，对于我来说，人生还会有苦难吗？从不确定性上面讲，当然还会有的。但幸运的是，我已经找到了苦难与优诗美地之间隐秘的路径。

    责任编辑：周伟

成君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