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是为了不被忘记,书写是为了不被湮灭。
“我一直认为先贤发明文字是用来记录时代的。”7年前,刘克中给自己作了个看起来不太能完成的创作规划——书写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小康时代、数据时代、港口时代,写国家脱贫攻坚的山海巨变,写科技博弈的城市更新,写国家经济崛起的海洋战略。
于是,他开始行走在全国各地,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像一个居无定所,四处流浪漂泊的流民。
写经济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经济战略
写一部关于大海、关于港口的书,是刘克中很久以前就有过的一个愿望,他也为此做了几年的生活筹备。
“有人说,我是个被贴上‘只会写主旋律作品’标签的作家和编剧。”刘克中在部队做职业作家的时候,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强军内容,离开部队后,就把写强国作品作为写作主业。“这部书是我时代创作规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写国家经济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经济战略。”
刘克中将目光落在了浩荡无垠、碧波汹涌的海洋之上。深港大船时代是国家实力崛起的物象标,从千禧龙年到甲辰龙年,24年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海上丝路直挂云帆,正是龙腾盛世的真实写照。书写激情澎湃的大海洋、大港口、大航海时代就是书写中国经济24年向海而生奋进崛起的时代征程。
他开始游历全国港口、沧海孤岛,品味孤悬沧海的孤独和寂寞,经历台风巨浪的险境和恐惧,感受深港大船气势磅礴的气魄和巨轮纵横四海的豪情,将宁波港、舟山港作为了最后的锚地,被港口工人“向海而生”精神力量和动人故事所鼓舞,用7年酝酿了这部76万余字的大书——《中国大港》。
爱的力量在困境突围中重生
文学叙事,生死和爱恨是绕不开的主题。在书中,“向海而生”写的是生死,“依海而兴”写的是爱恨。
1975年8月,刘克中尚在襁褓时,家乡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扫平了乡村的一切。贫穷、苦难、饥饿充斥的童年,成了他最荒凉的记忆。生活的困顿,人生的困境,少年时期的他对家乡那座小山村仇恨到了极致。
“我没有一刻不想逃离它”,他回忆说,多年漂泊,居住过多个城市,可他心里最无法抹去的,还是那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亲人活于斯,父亲和长辈埋于斯,更重要的是,因为苦难的经历,亲人的爱也被珍藏在那里,我谋图改变人生的精神基础也在那里,我就不能不眷恋它。”
笔下主人公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也寄托在一座养育其成长的荒岛上,父亲海难的伤痛、母亲承诺的坚守,这种恨的力量在山乡巨变中消弥,而爱的力量在困境突围中重生。
刘克中认为,人类在浩瀚大海面前是渺小的,面对大自然强大的力量,非生即死,适者生存是自然选择的不二法则,大海给人以困境,但同时也给人以机遇。所以,小说主人公的塑造是从绝望开始写起的,写他的被动成长,写他的困境破茧,写他的逆境突围,写他的绝境逆袭。
人生海海,活在当下,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人如此,港如此,国亦如此。国家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经济崛起面对的外部压力和外部困境,同样需要破局。2013年,国家开启“一带一路”倡议,给“向海而生”赋予了时代意义。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深港大船时代也就随之而来了。
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这个“生”,就是生在了这个时代。
在现实的土壤绽放奇花
前段时间,刘克中的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AI编剧写作软件,他试了试,从心底得意地笑了。
“说实话,这东西还真端不掉我们写作人的饭碗。”他说。作家和编剧的创造力在于虚构故事的能力,作品的艺术品质取决于作家、编剧个体的创造和生产故事的能力。AI所给的故事集大成所汇,比初学创作者产出的故事和文本确实高出不少,但它的学习文本来自于现成的作品,创造力还是差了些。
讲故事需要规定情境,这种规定情境就是真实,虚构就像一颗优良的种子,这颗种子只有在现实的土壤里才能绽放奇花、凝结异果。虚构的可信度,取决于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总结,过度猎奇玄幻,作品就会失真,但现实主义作品,过度真实,又会让人对号入座,所以,写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取舍就会很取舍。
《中国大港》完稿后他与编辑一起删除了10万多字,“有些部分子弹飞得远了些,也很华彩,现实表达差了些,很舍不得,但还是删掉了;有些部分很仿真,一刀切出了阴暗面,对作品很有力量,但还是忍痛删掉了”。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立足当下,正面强攻,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难在,要做到它跟时代同频共振,跟读者共融共情。生活在这个信息更迭飞速的时代,每个人都是被时代浪潮裹挟其中的沧海一粟。将这样的作品书写出来,作家最大的渴望是被更多人看到,看懂这个时代,读懂这个时代,记住这个时代,歌唱这个时代。
刘克中也是如此,他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的读者,很多年后,还能记住书中的人物、记住这个时代,并能从这个伟大的时代中汲取改革者、建设者、创业者、创造者的精神力量,为实现国家的更加强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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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洋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