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

　　从北京回家过年的动车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车窗外是燕赵大地，寂静的黑夜在列车两侧熟睡，不由让人回想起许多年前下雪的村庄和那位包着头巾的老人。

　　那是我的奶奶，一位性格刚强的老人，我的年味记忆，要从她开始。

　　年味，或许是炸猪油的香味。

　　年幼时，村庄每家每户都养一头猪，从年头喂到年尾，用于过年期间肉食的消耗。

　　杀猪一般都在腊月二十左右，最晚不能超过小年。因此那几天村庄上空到处都是猪的惨嚎声。上小学时，第一次了解生命的概念，我便对猪产生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同情，甚至将杀猪取肉的父亲等同于刽子手。

　　于是每逢杀猪，我就躲在炕沿上，隔着脏兮兮的玻璃窗，探头看向大门外同村的叔叔们忙碌，厌恶着，不靠近他们这群“残害”生命的屠夫。

　　奶奶每次都以为我是害怕，不敢靠近，每次都会说我是“屁胆子”。这种误解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家中不再养猪。

　　尽管我一再认为杀猪是残暴的行为，但每次奶奶炸猪油的时候，我总是守在锅边。

　　老家不用炸这个字，用“炼”，炸猪油也叫“炼肉”。炼肉一般是杀完猪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开始。

　　杀猪当天，要取下猪脖颈处的一圈肉，混合白菜、粉条和土豆炒杀猪菜，请帮忙的叔叔们吃。还有同村家里有老人的，就需要我这个腿脚灵活的小孩，端着碗送过去。

　　忙碌一天的叔叔们，围在炉火边抽烟喝罐罐茶，聊一年的收成、孩子的学业、明年的计划。

　　往往这个时候，小孩子最好不要在场，不然总要被问上几句：作业写完了没？长大以后要赚多少钱？怎么不给叔叔们倒茶之类的问题。

　　奶奶做的杀猪菜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对一个不爱吃猪肉的人来说，面对肥肉显少产生恐惧，已是不易。

　　第二天各家各户将碗送回之后，奶奶就开始着手炼肉的工作。

　　炼肉的第一步是分肉。腿、肋排这些带有骨头的是不能炼的，要留到过年期间烹煮，可供炼制的是猪腹附近的肥肉、脂肪和一些小的脏器，比如脾脏。

　　奶奶有一把红木把手的菜刀，用了几十年，最为趁手。她是20世纪30年代的女人，深受缠脚陋习的戕害，无法快速跑动。加之身形瘦小，看上去就是个没什么力气的小老太太。

　　但她拿起刀分肉的时候，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半扇猪她能轻易地挪动。那把厚重菜刀在她手中，轻巧地像一根针。我则抱着一个瓷汤盆，将奶奶分好的肥油和肥肉抱到厨房的案板上。

　　分完肉奶奶并不休息，找来火柴烧灶。灶台里火势熊熊，一块块肉被奶奶放入大铁锅中，一直烧两个小时，才能将猪油烧得滚沸，大小不一的肉块因高温油炸紧缩变干、变脆。

　　这之间，奶奶会分别3次倒入食盐。

　　第一次是刚刚出油的时候，倒入半铁勺；第二次是猪油滚沸的时候，这时候要适量加入食盐，而这个时候，就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

　　奶奶会在灶台前唤我，我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顾不上屁股上的雪，伸出手从奶奶手中接过炸得焦黄酥脆的一块瘦肉。奶奶知晓我不喜欢肥肉，因此总给我留出许多瘦肉。

　　我急匆匆地吃完，还没尝出味道，只能伸手再要一块。

　　这次吃得慢些，小心地吹气，待肉块微微凉些，放入口中一边咬一边呼气，还是有些烫嘴。

　　待咀嚼之后，我觉得味道合适，就跟奶奶说味道刚刚好。

　　这个时候奶奶就知道，应该在出锅前再加一点盐，免得存放的时候变质。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炸干的脾脏。虽然只有食盐调味，但炸干之后的脾脏，干、香、脆，最重要的是块头大，且没有一滴肥肉，吃起来非常过瘾。

　　每年奶奶都会把最好吃的那部分留给我，甚至在出锅前会专门找来一个空碗，为我留下满满一碗瘦肉。

　　炸猪油的香味，就像是过年的开始，从厨房上空的烟囱飘出，昭告着整座村庄，马上要迎来一年的末尾。

　　时隔多年，奶奶不在人世，村庄也不再像过去那般家家养猪，但一想到过年，我总能想到炸猪油的香味，以及奶奶在灶台前慈祥的笑容。

　　年味，或许也是香烛的味道。

　　对少年的我来说，爆竹的记忆有许多，父亲也曾贩卖过两年爆竹。按理说，少年好玩的个性应当对爆竹的味道记忆更深才是，但略一回想，却发觉爆竹的气味极淡，反倒桌上燃烧的香烛有一种悠长的气味。

　　每逢过年，除去贴春联、门神之外，最重要的便是祭祖。

　　与清明不同，村庄过年的祭祖时间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3点至6点。过早过晚都不好，早上要写春联、贴门神，天黑后家家户户又开始过年，因此请祖先回家的时间大多都在下午。

　　父亲告诉我，这是在请“三代”，就是请我们家三代祖先回家过年。

　　这听上去是一件极浪漫的事，在生命逝去之后，后代子孙凭借记忆将他们从孤苦的坟茔请回热闹非凡的家中，一起团圆。

　　请“三代”时，父亲的兄弟都会来。我大爸、三爸、四爸，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会捧着香表纸钱、炸油圈、炒制的献饭、烟花爆竹和专门请人写好的“三代”等，去往村庄侧边的山丘请他们回家。

　　烧了由我拓印的纸钱，一行人跪在火堆旁，父辈们聊家常，小孩子着急放炮。仪式结束后，“三代”会被供奉在家中的红色木桌上，紧邻着爷爷奶奶和我睡的那张土炕。

　　“三代”请回来后，爷爷会第一个上香。他要先把嘴里的烟锅放下，一般会挂在炉筒边的挂钩上。他会从中山装的上兜里掏出一块灰扑扑的手绢，将胡子上残留的水渍擦干，那是刚才喝罐罐茶留下的。

　　然后他取出三根红色的香，借着蜡烛的火点燃。大爸、三爸、四爸和父亲跟在爷爷身后，我跟在父亲身后，随着爷爷举香鞠躬，我也有样学样跟着鞠躬。三根香插在香炉中，袅袅青烟攀上房梁。

　　取出香表和纸钱点燃，爷爷跪下，我们也跟着跪下。洒茶、祭酒，磕三个头，起身再次鞠躬，这才算将“三代”真正请进了门。

　　做完这项工作，就可以收压岁钱了。

　　我兴致勃勃地抓着爷爷的袖口，从他手里接过一块钱，奶奶也给我一块，大爸给5块，三爸四爸给3块，父亲给我5块，这便是我过年的全部收入。

　　有时等不到大年初一，我就会沿着泥土巷子跑下去，轻轻敲开小卖部的门，买一块钱的辣条，吸吮着手指小口小口地吃完。

　　香烛燃烧着，厨房里奶奶在煮肉，爷爷去了后院喂牛，父亲照顾着炉火。等到晚上8点一家人围在电视前看着春晚，节目暂停的间歇，我会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跪拜要对着红色木桌上的三代祖先，要让他们也看见。

　　供奉要持续到大年初三，趁着夜色，我会陪同父亲送祖先们回去。

　　大年初一的早上，村庄里的叔叔伯伯们，会去往各家各户串门，主要是去“三代”前上香。

　　父亲一般都会带上我，家中负责招待的就是爷爷奶奶。有一年我起晚了，在家中和爷爷喝罐罐茶，嘴里塞满了奶奶递给我的小吃水果，一转头正碰上来上香的叔叔，一口没咽下去，眼泪都憋出来了。

　　初一下午，一般都是姑姑们来看望奶奶，父亲他们会去舅爷家。父亲说过，初一初二都是先去娘舅家中看望，或许是这种传统，无论是村庄还是家中，对女子的敬重往往多些。

　　初二初三来得都是些我记不住名字的亲戚，因为他们也不会给我压岁钱，记忆就更不清晰。

　　香烛燃烧时，奶奶坐在炕上，等着她的后辈从大门进来，给她和爷爷拜年。有时候人多，房间里站不下，整个院子挤满了人，喊上一声：“给您拜个年！”那种人丁兴旺的感觉，就化作两位老人脸上的笑容。

　　我记挂着祖先的，还有供奉给他们的吃食。有香蕉、苹果等平常吃不到的水果，那时候家里穷，如果不沾祖先的光，我兴许一年也吃不上几回。

　　因此送祖先时，我往往最积极。

　　送祖先就不必去坟茔，而是在家附近找一处地方，烧拓印的纸钱和请人写好的“三代”，毛笔字上写着我的姓氏，以及爷爷奶奶、父亲以及我的由来。我郑重地看着火焰升腾，最后化为灰烬，在一片爆竹声中，默默与未曾谋面的祖先告别。

　　回到家中，父亲便将供奉的吃食递给我，他总是不吃，爷爷奶奶也笑着看我。那一双双眼睛里，藏着对未来的期望，而那份期望就寄托在我身上。

　　兴许，这便是香烛燃烧的意义。

　　年味，到底是一种人味。

　　今年回家时遇上大雪，我困在离家300公里外的城市，父亲接连打了许多个电话询问我的情况。自爷爷奶奶离开后，四爸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毕业后离乡，家中渐渐只剩父亲一人。

　　前两年，父亲一个人过年，这种煎熬我从未觉察。去年我在武汉因冻雨未能回家，一个人看春晚，吃着买来的零嘴，感到分外煎熬。给父亲打去视频电话时，他被围在堂哥堂姐中间，脸上的落寞凝成厚厚的霜。

　　今年确定我要回家过年时，他虽未表达，却藏不住欣喜。那个陪伴父亲10余年的阿姨，总算要成为家中一员，他张罗了一年，就等我回家见证。

　　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每逢过年，10余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看小品，到好笑的地方，一群人哈哈大笑。爷爷奶奶坐在土炕上不看节目，就看着我们边吃边喝，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今年三爸一个人在家。堂弟生了小孩，三妈要看顾，两个堂姐一个在天津，一个在银川，堂哥又因自己的原因去找三妈过年。偌大的院子就剩下一个年过60的老人，尽管他强撑着不让自己表现出一点难过，还是在祖先面前喝醉了酒。

　　四爸50岁了，现在有两个孩子，都比我小。他结婚晚，现今有一儿一女，过年倒不至于落寞。

　　只有我爸，一直期盼着我成人。如今抬头一望30岁近在咫尺，仍然没有成家的消息。

　　祖先面前，我们拼来拼去只有5个人。三爸好酒，倒了一杯又一杯，不停劝我要早些成家。父亲也在一边唱和，似乎没有其他的话题能引起他的兴趣。

　　家中早没人炸猪油，现在摆在餐桌上的是更贵的牛肉，筷子动来动去，却还是没能吃完。

　　门外没什么风，我却觉得眼角酸酸的。

　　有时默然的不是口舌，是岁月流逝又无可奈何的悲戚。我仰望着父辈面皮上的褶皱，如同仰望着山河风雪的波纹，最后在寒风和他们的话语声里，喝了一杯又一杯。

　　年味，是记忆的味道，是一种不断渴望抓住又不断失去的味道。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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