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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年的散文写作，已形成了“文字思维”——所经历的人事与物象，即便是没有明显的意义，也想用文字的编织，勾画出意义。这是一种本能，在它的推动下，居然就有文章源源不断地写出来，令人惊奇不已。

　　文字真的是一种性灵，而不是工具，它默默地独处着，等待着“意义”。

　　文字的等待与作者的等待是相向而行的寻找，一经“路遇”，就结伴而行了，共同地完成了“意义”的过程。

　　路遇，因为不是预先的邀约，便具有宿命色彩，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

　　40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吱吱响的日光灯下枯坐，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媒婆”这两个字，自己也感到很诧异——此时的我，所处的语境是与这两个字不相干，便想把它们驱赶出去。但是，愈是驱赶，愈是呈现，只好在纸上把这两个字写下来。奇怪，一旦落笔，相关的字词就接踵而来，直至写得筋疲力尽。掷笔回眸，竟是一篇很完整的关于媒婆的文章，且有不可遮掩的“意义”透出纸背。

　　便不敢再儿戏了，定了一个《中国媒婆》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抄录在稿纸上，寄给一家杂志。一月有余，竟被登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久，竟又被接连选载与收录，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今文观止》也把其收入其中。

　　有论者说，这篇文章文字典雅老到，非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长期的文字修养而不能为。这个评语把我吓坏了，因为那一年我才25岁，弄文字也不过三五年的时间。真正的原因，或许是“媒婆”这样的字眼显得老旧，老旧到最后，就“老到”了——是文字驱动的结果，与作者的阅历和修养关系不大了。

　　30年前的一天晚上，低档的烧酒喝多了，神魂颠倒，愤世嫉俗，不平之气盈满胸臆，便口出悖语，且喋喋不休。酒友被吓坏了，把我推进房间，叮嘱道：“有不平事写在纸上，莫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言乱语。”我便把那些放纵的字眼涂鸦在纸上，不期就涂成了一篇《悖语人生》。文章在《青年文学》发表之后，竟得到一片喝彩，还被选家选进一部“先锋散文”，意外地捞了一个“先锋散文家”的名号。

　　这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素日的我，是循规蹈矩的一个人，笔底的文字也是很本分的成色，与“放浪”是无缘的。是被酒液烧灼了的文字推着我往前走，稀里糊涂地呈现了“先锋”的意义。那样的文字，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是命运之赐。

　　这种情状给了我一个启示：所谓内容决定形式，是偏颇的，文字（语言）本身，往往就是内容，就是“意义”。

　　换个角度看，说到“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这是对不成熟的作者而言。对于那些成熟的写作者，他们深知文字对作者的推动作用，为了从“宿命”中挣脱出来，他们自觉地采取了“反抗”的姿态，有意识地选定了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影响和年龄、阅历相适应的文字样式，就写那样的文章，就发那样的格致，于是，“风格”就形成了。

　　所以，所谓“风格”，标志着写作者已进入了一个与文字和谐相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写作境界。

　　从本质上，这体现了对文字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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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于散文写作，累积下来，已有数百万字。无聊时翻检，多少还有些成就感，感到人生未尝虚度，心底看得起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人而为人，说到底，还是活给自己的。

　　反省一下，少时就有写作欲望，崇拜作家并心向往之，对金钱和地位反而看得淡。这可能影响了自己的发达与发迹，虽然满肚子诗书，除了一个饱满的面相，被人高看的地方很少，常孤独寂寞得失眠，甚至悄然垂泪。但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活在词语中”，业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有不可剥夺的自足自适，能时常感到自我。人间冷暖，均转化成内心的温暖，悲悯着小我，也悲悯着这个世道。

　　我是个沉得住气的写作者，写作多是为了表达内心所思所得，娓娓道出对身外世界的看法。外界的评价很不重要，快意于文字本身。这一点，与孙犁和汪曾祺仿佛。也是这个原因，我的写作，主观色彩很强，不太愿意纯客观的叙事，也耻于渲染式的抒情，与流行文字远些。

　　我追求文字的“复合”品质，学识、思想和体验，不露声色、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一起。我觉得，只有学识，流于卖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体验，败于单薄。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丰厚了——前人的经验，主观的思辨，生命的阅历——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其实，天地间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与消长，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适应了自然的律动，生机就盎然了，对人心的作用——换言之，与心灵遭遇的机会就多了。

　　此种意识，是我创作的遵循与动力；虽笔力不逮，但从不敢懈怠——苦心经营多年，所得甚少，惭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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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的散文写作，容易产生一种文字惯性——驾轻就熟，自我复制。所以，另辟蹊径，不断创新，应该是散文家应有的意识。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宁可少写，也要“异质”，这是创作的本质要求使然。

　　综观散文生态，在创新性或“革命性”上，现在的“新散文”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足够丰富的创作实绩来看，“新散文”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文本上最核心的特点，是它文本的“融通性”。  它至少在3个方面“打通”了写作自身的界限——

　　一是打通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共成自己的个体经验。二是打通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包括下意识及梦幻）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共同构成自己的心灵世界。三是打通了情感语言、抽象语言、机械语言、声像语言等各类语言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都转化成感性语言。它不仅打通了与小说、诗歌、戏剧、美术、舞蹈和声像等各类艺术品类之间的界限，也打通了文史哲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一切都可以成为主观表达的感性材料和心灵语言。

　　于是，“新散文”写作是“无界限”的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主观体验或生命体验，努力考量出精神达到的极限高度，人的感受所能承受的极限空间，也就是人心到底能达到哪里（人心的终极到达）。因为是个无限开放的写作空间，文体本身已不重要，能够表达出生命体验的独特和极致（格致）才重要。所以，“新散文”的写作者有强烈的求异意识，与其说是一种难度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负重写作”。

　　我虽然是“新散文”写作的戮力而为者，但是，在表示敬重的同时，我也保持足够的警惕，防止过度书写：因为“新散文”写作者强烈的求异性，使他们与常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者）的、自然的、平凡的精神生态发生了“隔膜”。而且，优异精神的最终归宿是恒常人生，即：人间性。

　　也就是说，散文创新，也有个避免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出奇出新的同时，也要有对平凡人生的照拂，也要有对朴实文字的回望。

　　写到最后，这一点，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