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铺路,让理想在金山闪光
中国政法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新疆分团团长 谢君陶(23岁)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6年07月28日 02版)
阿勒泰,人称“金山”。我在此驻足的一载光阴,亦沉淀为生命里的黄金岁月。这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亦有零下30摄氏度的长风。立于旷野,我终是明白了“让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的含义:不求花开夺目,但求将根须扎进这片土地,安静、低伏,却也踏实。这根须,便是我们以青春铺就的路,往后岁岁年年,它将托举孩子们的理想,在这片金山之上,亮起温润的光。
教学篇:“课比天大”
这种踏实,最初是在三尺讲台上建立起来的。在法大,教学楼有一处牌匾写着“课比天大”。跨越4000公里,从学生转变为一名支教老师,这4个字在我心中的重量并未减轻,反而在风雪的打磨中,显露出它的本质——那是对知识的敬畏,更是对人的尊重。
初登九年级讲台,我将精心准备的课件铺满屏幕,图文绚烂,以为这就是最好的启蒙。可搭班的班主任李老师拍拍我的肩,说了一句:“小谢老师,一定要让孩子听懂你说的话。”那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重量。
现实很快给出了答案。第一次月考,班级成绩滑向谷底。讲台下,是一片懵懂的沉寂,我这才惊觉,那些漂亮的PPT不过是悬浮的空中楼阁。在组里王老师、蒋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学着做减法,把“我想给”的执念,转变为琢磨“他们需要”的耐心。我学着把每句话拆成学生能接住的碎片,把每个概念掰开揉碎;学着把自己放低,蹲下来,去听每一朵花开的声音。
每天午课,我总比孩子们早到一步,培优辅差、核对前一天的漏洞;课间10分钟,我也爱往教室跑,盯着他们订正纠错。渐渐地,那些曾经模糊的名字变得清晰具体。大概过了两个月,我在一次课堂提问时发现,后排那个总低着头的男生主动举起了手。他回答问题的声音虽小,答案却是对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这间教室之间终于“通了电”。
就这样,我与学生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信任。课后,总有孩子围上来,好奇地问我:“老师,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老师,大学里也有作业吗?”于是,我把大学的校园、远方的山海放进了例题里。讲宪法的时候,我聊起法大的晨读;讲理想信念时,我向他们描摹天安门飘扬的红旗。我不想只做那个催作业的老师,也想做那个守护他们梦的人。每当他们取得进步,我便将学校的文创明信片递过去,那是通往远方的小小邀请函。
在初三的高压时刻,我似乎也成了他们的一个“出口”。他们会凑过来悄声问:“老师,你中考前也会有成绩波动吗?”体育中考那天,有孩子在冲过800米终点线后发微信给我:“老师,我最后冲刺的时候想起了你!”甚至有孩子在关于职业规划的题目中写下:“我的梦想,是和我的‘道法’老师一样学习法律,将来当法官。”
这一路,我以为是我在点亮他们,回头才知道,是他们用最纯粹的信任,治愈了我的浮躁。“课比天大”这句话,大概不是教人把课备得多完美,而是让人始终记得——讲台对面的每一个学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真正的“听懂”,不仅是听懂知识点,更是听懂他们心里的渴望与焦虑,这焦虑里藏着生长的痛,也藏着冲破土壤的力量。我愿做那个默默铺路的人,用一年的时光,把法治的种子和远方的希冀,稳稳地铺进他们前行的路里。如此,即便我离开了,这条路依然能引导他们,去往理想闪光的地方。
普法篇:“路在脚下”
如果说讲台上的40分钟是一种“站稳”,那么课堂之外的广阔天地,则教会我如何“行走”。初到阿勒泰,当我真正踩进这片土地,才发现法治信仰的传递本无坦途,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我有幸,成了那无数块铺路石中的一块。
还记得指导模拟法庭那天,起初,孩子们拿着剧本念台词,眼神飘忽,声音发紧。我与岳籽璇、陈卓一遍遍纠正他们的姿态,让他们慢下来,把每一句“原告陈述”都当成真心的流露。表演日,那个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男孩,敲下法槌的动作沉稳有力。那一声脆响,震散了排练时的羞涩,让庄严的法治信仰,稳稳落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头。
这条路,延伸至宪法日直播间里关于平等的对话。为了让法治的声音传得更远,我与戚涵一同进行了“国家宪法日”直播。镜头架起来,提词器亮起来,我们没有照本宣科地去念条文,而是抛出了一个孩子们最熟悉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买饭都要排队?”看着屏幕上弹幕里刷屏的“公平”“按顺序来”,我们顺势引出宪法里的“平等权”,从食堂的队伍讲到规则的边界,从身边的琐事讲到国家的法治。抽象的宪法条文,就这样悄悄融进了日常秩序。
这条路,铺进了社区晒着暖阳的广场。宣讲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时,我刻意绕开了晦涩的术语,专挑和日常起居贴得最近的内容讲。说到高空抛物的追责条款时,我举了小区里有人从阳台扔快递盒,差点砸到路人的例子。话音刚落,就有位阿姨摘下鼻梁上的老花镜,举着手机对准我手里的宣传页逐条拍照,一边拍一边轻声念叨:“这个得存好,回家得给家里人念叨念叨,可不能由着性子乱扔东西。”临走时她又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核对了一遍,才揣起手机往家走。纸面上的法条从来不是悬置的文本,它可以是阿姨手机里存着的要点,是饭桌上随口的叮嘱,是护着邻里平安的无形屏障。普法这条路,说到底就是把写在纸上的“法”,一步步挪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这条路,因为一份聘书,有了更正式的名字——法治辅导员。当“法治辅导员”的聘书正式交到我们手中,这不再是一两个人的身份,而是我们这支队伍共同的承诺。它意味着,从模拟法庭的台前到普法视频的幕后,从直播间的话筒到社区的宣讲台,我们不再是零散的点,而是拧成的一股绳。在这条漫长的普法路上,我们互为彼此的铺路石,用集体的步履,丈量着法治信仰在阿勒泰的每一寸土地。
行笔至此,常怀感激。我的行囊里,装着阿勒泰地市两级团委毫无保留的支持,装着市教育局和第三中学沉甸甸的信任,更装着这片土地上无数擦肩而过的人给予我的、那种近乎辽阔的爱。当然,行囊最沉的部分,来自一路并肩的团员们——我们不仅是同学,更是战友;不仅在灯光下一起推敲教案,也分担过面对困难时的焦虑。这些画面连成的,不只是我个人的回忆,更是我们这一届研支团共同走过的一条路。
原来“铺路”二字,从来不是一个人修成桥,而是前前后后无数块铺路石,一块挨着一块,才让后来的人走得稳一点、远一点。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我的队友们是,往届的学长学姐是,那些将来会站上讲台、走上法庭的孩子们,也会是。
课比天大,路在脚下。我走完了这一程,但路没有断。它会在一个个“小谢老师”的脚印里续上,也会在那些孩子将来可能抵达的任何一个地方,继续延伸——用我们的青春铺的路,终会让他们的理想,在这片金山之上,稳稳地闪光。
责任编辑:郑欣宜
阿勒泰,人称“金山”。我在此驻足的一载光阴,亦沉淀为生命里的黄金岁月。这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亦有零下30摄氏度的长风。立于旷野,我终是明白了“让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的含义:不求花开夺目,但求将根须扎进这片土地,安静、低伏,却也踏实。这根须,便是我们以青春铺就的路,往后岁岁年年,它将托举孩子们的理想,在这片金山之上,亮起温润的光。
教学篇:“课比天大”
这种踏实,最初是在三尺讲台上建立起来的。在法大,教学楼有一处牌匾写着“课比天大”。跨越4000公里,从学生转变为一名支教老师,这4个字在我心中的重量并未减轻,反而在风雪的打磨中,显露出它的本质——那是对知识的敬畏,更是对人的尊重。
初登九年级讲台,我将精心准备的课件铺满屏幕,图文绚烂,以为这就是最好的启蒙。可搭班的班主任李老师拍拍我的肩,说了一句:“小谢老师,一定要让孩子听懂你说的话。”那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重量。
现实很快给出了答案。第一次月考,班级成绩滑向谷底。讲台下,是一片懵懂的沉寂,我这才惊觉,那些漂亮的PPT不过是悬浮的空中楼阁。在组里王老师、蒋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学着做减法,把“我想给”的执念,转变为琢磨“他们需要”的耐心。我学着把每句话拆成学生能接住的碎片,把每个概念掰开揉碎;学着把自己放低,蹲下来,去听每一朵花开的声音。
每天午课,我总比孩子们早到一步,培优辅差、核对前一天的漏洞;课间10分钟,我也爱往教室跑,盯着他们订正纠错。渐渐地,那些曾经模糊的名字变得清晰具体。大概过了两个月,我在一次课堂提问时发现,后排那个总低着头的男生主动举起了手。他回答问题的声音虽小,答案却是对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这间教室之间终于“通了电”。
就这样,我与学生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信任。课后,总有孩子围上来,好奇地问我:“老师,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老师,大学里也有作业吗?”于是,我把大学的校园、远方的山海放进了例题里。讲宪法的时候,我聊起法大的晨读;讲理想信念时,我向他们描摹天安门飘扬的红旗。我不想只做那个催作业的老师,也想做那个守护他们梦的人。每当他们取得进步,我便将学校的文创明信片递过去,那是通往远方的小小邀请函。
在初三的高压时刻,我似乎也成了他们的一个“出口”。他们会凑过来悄声问:“老师,你中考前也会有成绩波动吗?”体育中考那天,有孩子在冲过800米终点线后发微信给我:“老师,我最后冲刺的时候想起了你!”甚至有孩子在关于职业规划的题目中写下:“我的梦想,是和我的‘道法’老师一样学习法律,将来当法官。”
这一路,我以为是我在点亮他们,回头才知道,是他们用最纯粹的信任,治愈了我的浮躁。“课比天大”这句话,大概不是教人把课备得多完美,而是让人始终记得——讲台对面的每一个学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真正的“听懂”,不仅是听懂知识点,更是听懂他们心里的渴望与焦虑,这焦虑里藏着生长的痛,也藏着冲破土壤的力量。我愿做那个默默铺路的人,用一年的时光,把法治的种子和远方的希冀,稳稳地铺进他们前行的路里。如此,即便我离开了,这条路依然能引导他们,去往理想闪光的地方。
普法篇:“路在脚下”
如果说讲台上的40分钟是一种“站稳”,那么课堂之外的广阔天地,则教会我如何“行走”。初到阿勒泰,当我真正踩进这片土地,才发现法治信仰的传递本无坦途,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我有幸,成了那无数块铺路石中的一块。
还记得指导模拟法庭那天,起初,孩子们拿着剧本念台词,眼神飘忽,声音发紧。我与岳籽璇、陈卓一遍遍纠正他们的姿态,让他们慢下来,把每一句“原告陈述”都当成真心的流露。表演日,那个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男孩,敲下法槌的动作沉稳有力。那一声脆响,震散了排练时的羞涩,让庄严的法治信仰,稳稳落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头。
这条路,延伸至宪法日直播间里关于平等的对话。为了让法治的声音传得更远,我与戚涵一同进行了“国家宪法日”直播。镜头架起来,提词器亮起来,我们没有照本宣科地去念条文,而是抛出了一个孩子们最熟悉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买饭都要排队?”看着屏幕上弹幕里刷屏的“公平”“按顺序来”,我们顺势引出宪法里的“平等权”,从食堂的队伍讲到规则的边界,从身边的琐事讲到国家的法治。抽象的宪法条文,就这样悄悄融进了日常秩序。
这条路,铺进了社区晒着暖阳的广场。宣讲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时,我刻意绕开了晦涩的术语,专挑和日常起居贴得最近的内容讲。说到高空抛物的追责条款时,我举了小区里有人从阳台扔快递盒,差点砸到路人的例子。话音刚落,就有位阿姨摘下鼻梁上的老花镜,举着手机对准我手里的宣传页逐条拍照,一边拍一边轻声念叨:“这个得存好,回家得给家里人念叨念叨,可不能由着性子乱扔东西。”临走时她又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核对了一遍,才揣起手机往家走。纸面上的法条从来不是悬置的文本,它可以是阿姨手机里存着的要点,是饭桌上随口的叮嘱,是护着邻里平安的无形屏障。普法这条路,说到底就是把写在纸上的“法”,一步步挪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这条路,因为一份聘书,有了更正式的名字——法治辅导员。当“法治辅导员”的聘书正式交到我们手中,这不再是一两个人的身份,而是我们这支队伍共同的承诺。它意味着,从模拟法庭的台前到普法视频的幕后,从直播间的话筒到社区的宣讲台,我们不再是零散的点,而是拧成的一股绳。在这条漫长的普法路上,我们互为彼此的铺路石,用集体的步履,丈量着法治信仰在阿勒泰的每一寸土地。
行笔至此,常怀感激。我的行囊里,装着阿勒泰地市两级团委毫无保留的支持,装着市教育局和第三中学沉甸甸的信任,更装着这片土地上无数擦肩而过的人给予我的、那种近乎辽阔的爱。当然,行囊最沉的部分,来自一路并肩的团员们——我们不仅是同学,更是战友;不仅在灯光下一起推敲教案,也分担过面对困难时的焦虑。这些画面连成的,不只是我个人的回忆,更是我们这一届研支团共同走过的一条路。
原来“铺路”二字,从来不是一个人修成桥,而是前前后后无数块铺路石,一块挨着一块,才让后来的人走得稳一点、远一点。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我的队友们是,往届的学长学姐是,那些将来会站上讲台、走上法庭的孩子们,也会是。
课比天大,路在脚下。我走完了这一程,但路没有断。它会在一个个“小谢老师”的脚印里续上,也会在那些孩子将来可能抵达的任何一个地方,继续延伸——用我们的青春铺的路,终会让他们的理想,在这片金山之上,稳稳地闪光。
责任编辑:郑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