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海,电视策划人,评论人,人民网专栏作家,《视听界》杂志专栏作家,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曾任中央电视台《幸运52》导演助理,《东方时空》策划、记者,《星光大道》策划、导演,以及央视十套《绿色空间》主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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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女主持人最愿意合作的制片人。”许戈辉说。
“他善于灵动思索,常常一针见血。”阿忆说。
“他的真诚、质朴和偶尔的狡黠,很有趣。”春妮说。
他的回忆录——国内首批综艺节目制作人的回忆录《逆流顺流》近日出版。
坐在北京西四环一家威士忌酒吧的卡座里,说起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活,薛宝海的口吻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在那个时期,薛宝海最大的兴趣是在校园里给人讲课,随便找个角落,从《围城》讲到古典音乐,再讲到他最喜欢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至于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喜欢,他不在乎。那一方角落给了他一种圣人般的光环,他似乎有了蔑视一切的力量,他享受那种感觉。
在外人眼里,薛宝海是孤僻的。虽然人缘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意气风发,尤其是,他还追到了当年的校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让人艳羡的“才子佳人”的组合,那是一位在外人看来近乎完美的女性。
只是若干年后回忆起来,薛宝海的眼中还透着深深的倦意:“我需要温暖的家庭,高质量的婚姻。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可以看看书、听听音乐,而那四年里,我只看了一本书。实在是太吵了,我们天天吵。”
“结婚前一天,我们还在讨论离婚;蜜月期,我们计划打胎。都是认真的。”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后,薛宝海进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那是一份让人眼红的工作,但薛宝海心里一直有个梦:想要成为主持人,想要出镜。
就这样,他头也不回地辞职,离开黑龙江,离开6个月大的女儿,只身来到北京,只为了一个遥远的“主持梦”。
清静倒是清静了,如影随形的,是无边无际的孤独。等待的日子很漫长。他曾在北京冬天的街头因为坐错公交车反反复复到不了目的地,差点流泪;曾寄宿在央视友人的宿舍,又被无情地赶出来,曾因一块钱的车票被公交售票员怠慢……旁人很难想象彼时他心里的执念是什么——没有任何后路,他梦想成为第二个“崔永元”或“白岩松”。
上帝的窗户很快为他打开,他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央视。那是一个综艺节目刚刚萌芽的阶段,薛宝海迫切希望能把自己的综艺理念深植于节目中。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已快走了一步,而当下的环境未能匹配,于是,他将一篇言辞犀利的评论直接递给上级领导,结果却是一次深入谷底的跌落。但回头去看,他有些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中,这样的经历还有大大小小很多次,而结果,似乎与那次被免职一模一样。“我前面几十年的人生,似乎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同类型的错误。人生是不断选择的结果,而在每一次能选择的时候,我几乎都是选最差的一招。”这句话像魔咒,无情地印证着他此后的人生,“人们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在我这里丝毫不起作用,我只是在不停地重复以前的结果。”
他把这理解为——对完美主义的执念。
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投射性认同”,原本适用于亲子关系,多指未成年人接受来自抚养人的互动模式后,最终内化为自身的行为。
反映在成年人的行为中,则有了更为复杂的心理路径。他们通常有一个高山仰止的膜拜对象,走近之后,越发渴望获得对方的赞同和认可,倘若没有得到期望的正向反馈,极大的心理落差下,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情绪,感觉自己被苛待,被恶意打压,甚至可能形成长久的心理障碍。吊诡的是,在另一种场景下,或与他人的相处中,又会不自觉地复制施压者的行为模式,作用于他人。
薛宝海在此后的工作中多少有些投射性认同的意味。在广东执导纪录片的3年时间里,他严密掌控每一个节目细节,严格把关选题。
薛宝海似乎一直在和另一个自己较劲,这种略显拧巴的个性有时也显得拙朴可爱。反复强调自己工作中的理性,却仅仅因为不喜欢一个合作者的性格,而想方设法躲避见面;做了多年记者,从事与人打交道最多的职业,却仍然缺乏一些与人相处之道;身处人际关系的旋涡,却单纯认为工作只是工作……对于一个50岁的人来说,这一切显得有些魔幻。
也许,是过于真实了。
薛宝海偶尔也会感叹,20多年来在很多方面损失太多。人生不是没有过转机,但都被他“巧妙而精准”地避开了。他与主流的思想格格不入,却与逆境中的人们感同身受。
“我是个小人物,在保饭碗的同时,保一点尊严。你在我心目中得是一个优秀的人,你的价值观得是我认同的,你得是个善良的人。”
薛宝海选择在这样一个人生当口,把经历的这一切记录下来,《逆流顺流》作为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展露的是一个切面,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当被问及“如果重来一次,会怎么选择”的时候,他略做迟疑,便坚定地回答:“我还是会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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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