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书爷爷（随笔）

    一

    1990年，我出生于一个川东的小山村，村子陷在两座大山的山坳里，没有超市，更没有商场，就连唯一通往外面的道路都是山石子儿铺就的，并不规整，一到雨天就坑坑洼洼，连堂屋的大门都不想跨出去。

    村里唯一的小学是砖瓦砌成的，夏天的时候很是凉快，可一到冬天就冷得直打哆嗦。孩子们除了拥有几本课本外，几乎不曾有过任何的课外读物。这个小山村是没有报亭书店的，更别提图书馆了。上课时，孩子们昏沉地听老师讲课；放学后，虽不像城里孩子有许多的精彩活动，但玩耍的花样也不枯燥。女孩子喜欢跳格子、跳橡皮筋、翻花绳、扮家家；男孩子爱滚铁环、打弹珠、摔泥巴炮、下河洗野澡，或是漫山遍野疯一样地跑。

    我们男孩子干过许多的坏事和傻事，为留点面子，就不一一赘述了，举一例足矣。在祖辈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偏远小山村，男人讨不到媳妇儿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情。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大人们都戏谑他们“光棍儿”。其中有一个光棍儿的年纪和我爷爷差不多，守着一个公共院坝，整天无所事事，靠帮村民们看管谷物换一口饭吃。男孩子经常跑到院坝里去把晾晒的玉米和谷子踢得乱七八糟，气得光棍儿抄起棒棍就要开打。在“光棍儿拿棒棍儿，一蹶一拐笑死人儿”的此起彼伏的嘲笑声中，光棍儿追得我们满院坝跑，结果往往以光棍儿气喘吁吁地坐在田埂边，气愤又无奈地骂上两句作为结尾。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做的不仅是一件傻事，更是一件坏事。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光棍儿的身影。母亲说，光棍儿他脾气大，一个人宁愿跑城里去要饭，也不愿再给咱们看粮食了。好几个学期我都不曾见过他了，大人们摆的龙门阵里也开始没有了他。我长大了许多，不再调皮捣蛋。再后来，家里买了台背投电视机，动画片遂成了我的最爱。整天幻想成为一名“光能使者”，吼着“一刀两断，如意神剑”去解救全世界。世界没被我解救，我却因为撞断了电线杆，差点被母亲打得需要被解救。

    日子过得就像家门外的那口老井，看不出有啥变化，水却早已换了又换。渐渐地，我也把他给忘了。

    二

    再次见到他，是在五年级下学期。一天放学后，赶着回家看《光能使者》的我，路过公共院坝，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倒腾杂物。不知为何，我竟然欣喜若狂地朝着这个熟悉的身影喊了声“光……”，又下意识地闭上了嘴。他听到了我的喊声，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笑了笑，豁了口的模样甚是滑稽。我也朝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只见他佝起身子，在一辆破旧的三轮车里翻来翻去，然后朝我举起了一本书，挥舞着抬得并不高的手臂。我忙从山石子儿路上跃进豌豆地，跨进院坝，跑到了他的身边。他把书递到我手上，说是“连环画”。什么画这么小？他呵呵地笑出了声，搬起一张太师椅对我说：“你就叫它‘小人儿书’吧！”小人儿书？对，可不就是小人儿书吗？跟我的巴掌差不多大的小人儿书。

    那天，我错过了最新一集的《光能使者》，但我看完了人生中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大闹天宫》。见我躺在太师椅里赖着不走，他朝我歪了个嘴，使了个眼色，我看见堂屋的门槛旁立着个大口袋，鼓鼓的。从未与他有过默契的我，那一刻竟然心领神会地拔腿就扑了过去。直到山色渐晚，母亲站在山石子儿路上唤回家吃饭了，我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手中的《武松打虎》。

    晚饭时候，母亲问我跑去了哪里？我说我一直在公共院坝。母亲瞪着大眼看着我，光棍儿回来了？时隔几个学期，再次听到母亲叫他“光棍儿”，我一脸嫌弃地不乐意了，他不叫光棍儿，他也没有去城里要饭，他是去收小人儿书了。母亲见状，立马改了口。我就把在院坝看小人儿书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了母亲听。母亲也不打断我，待我说完了，看向父亲，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啊？对于母亲竟然不知晓这事儿，我很好奇。母亲却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管他叫“光棍儿”了。我也很想知道他究竟姓甚名啥。正在扒饭的父亲抬起头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回了句“我也不晓得。我小的时候，他就是‘光棍儿’了”。见没得到想要的答案，母亲有点怒了，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还有谁知道？爷爷呗。爷爷在哪？后山躺着呗！

    三

    我经常往他家跑，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母亲说，喂猪都没这么勤快的。好在也不阻止我。

    每次看到他从城里回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翻他的三轮车。他也不恼，还夸我。他主要靠收荒度日，破铜烂铁，塑料纸板，只要能收的，都收了去卖钱。只有一样是舍不得卖的，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人儿书。《小城之春》《上甘岭》《小兵张嘎》《崂山道士》《三谒碧游宫》《曹爽伐蜀》《济南相》……他家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我便给他取了个外号——书爷爷。他也乐呵我这么叫他，我一叫，他就笑，一口叶子烟就像一个小烟囱一样冒了出来，呛鼻得很。

    许多的日子，我都在他家的太师椅上度过的，常常一躺就是一整天，连午饭都在他家解决。有时候太阳都下山了，我还窝在太师椅里看我的小人儿书。这时候书爷爷就会走过来侃我，你是真的看进去了？还是想赖着不走继续吃我的萝卜干儿啊？

    有时候我会傻笑，吃了走也可以啊，我肚子小，吃的又不多。有时候我装作没听见，继续看我的小人儿书，因为我知道书爷爷会给我萝卜干儿吃的。有时候书爷爷会拍拍我的小脑袋，歪着脖子看书不累吗？哪天近视眼了，啥都看不清，整天戴着两个玻璃片儿，造孽得很哦！我却不在意，还反嘴，我眼睛好得很。然后指着院坝外面，你看，张婶儿家的土狗儿又在糟蹋豌豆了，那么远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豌豆地是张婶儿家的，书爷爷还是被吓得抄起个棒棍就往外跑，佝偻的身子一抖一抖的，凸起的后背一耸一耸的，惹得我在太师椅里哈哈大笑。知道自己又被我骗了，书爷爷气得扔掉棒棍拿起扫把就要打我，我不和他打，也不让他打着，我俩就在院坝里跑来跑去，不像打骂，倒像是在玩追逐的游戏。嬉笑声传出了院坝，顺着山石子儿路，传到了山顶上，扰得山雀儿不得安宁，扑哧扑哧地往天上飞。

    四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后来，我真的戴上了玻璃片儿。为这事儿，书爷爷数落了我好几回。

    不过，我也做了一件让书爷爷倍感高兴的事情。那就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的随堂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优秀范文在全班朗诵。书爷爷听后，皱纹笑成了一朵花，摇着母亲送的蒲扇，一个劲儿地自夸，看来我的这些小人儿书还真是有用啊！

    升入初中后，我去到了镇上求学，一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我都会直奔书爷爷家，去看新收回来的小人儿书。我会给书爷爷讲镇上的故事，人很多，街很大，讲早就读过“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讲作业越来越多，瞌睡总是不够。一听我上课会偷偷打瞌睡，书爷爷就会凶我两句，你以为学校是我家啊，想怎么睡就怎么睡？说罢，挥了挥手里的蒲扇，指着太师椅说，那儿，去睡吧！

    再后来我去了城里，就是书爷爷经常去收小人儿书的那个城里。我读的是封闭式高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平常都是三点一线，一到周末就和同学们请假出校门压马路，城里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成长，就像走路一样，走得多了，就误以为自己长大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门口撞见了书爷爷，书爷爷拖着那辆破得叮当响的三轮车朝我走了过来，微笑着递给我一本《木兰从军》。在同学们异样的眼神中，我把书扔到三轮车上就跑开了。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可那个时候的我，不愿让同学们知道我和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子有什么关系。

    人与人之间，彼此拥有默契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这件事后，我又遇见过书爷爷好几次，可我们都默契般地装作不认识，即便迎面撞上，也不在同学们面前露出一点儿蛛丝马迹。几次下来，我的内心实在是备受煎熬，憋不住了，就把这事儿说给了母亲听。母亲说，爷爷大度着呢，不碍事儿的。古有负荆请罪，今有蒸蛋赔错。在母亲的劝说下，我给书爷爷端了一碗蒸蛋过去。书爷爷啥也没说，笑呵呵地就把满满的一碗蒸蛋吃进了肚子，还一个劲儿地说，这比萝卜干儿好吃多了。

    五

    书爷爷去城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收回来的小人儿书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去城里一趟，一本都没有收回来，即便收回来一本，也不如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好看。

    渐渐地，我鲜少再拿起书爷爷家的小人儿书了。每次回家，我还是会往书爷爷家跑，给书爷爷讲学校图书馆有多大，有多高，有各种各样的书，怕是一辈子也看不完。《茶花女》《巴黎圣母院》《追风筝的人》《动物农场》《死魂灵》……这些经典的外国名著，书爷爷家里都是没有的。我把我看过的书都说给书爷爷听，书爷爷也不说话，窝在太师椅里一呼一吸，有时会搭上两句，有时干脆一言不发，甚至有一次，他竟然在我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睡着了，害我浪费了好半天口水。对于书爷爷此等态度，我一点也不高兴，转过头就把这事儿说给了母亲听。

    书爷爷怎么能这样啊？我给他分享我的故事，他却睡着了！

    爷爷年纪大了！

    他的年纪一直都很大啊！

    爷爷是快“老”了！

    ……

    快“老”了？当年爷爷也是“老”了才去后山的。母亲的意思是，书爷爷也要去后山了吗？母亲叫我走之前多去陪陪书爷爷。

    我去的时候，书爷爷仍然窝在太师椅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像小时候的我一样，将整个身子都凹了进去。我把带回来的作文念给他听，告诉他，我在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奖了。他微微张了张嘴巴，抖了几下，像是要跟我说些什么，却半天没说出来一个字。

    我跑到厨房打了点水，在他干瘪的唇上抹了几下，凑近他耳朵说，都是书爷爷您的功劳！书爷爷还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嘴巴抖着抖着就笑了。我知道他听见了我说的话，也听懂了我一直想说、却碍于面子不敢直言的那句“谢谢”！

    书爷爷“老”了，在我回校的第二周。青石板是村里的石匠一锤子、一锤子打的，棺材是母亲叫人从镇上拖回来的。母亲叫我裹上一袭白方巾，端着灵位走在出丧队伍的前面，在村民们的簇拥中，将书爷爷抬进了后山。

    第二天返校，母亲给了我一个包裹，一块皱巴巴的麻布里躺着一本小人儿书。母亲说，爷爷把一屋子的书都捐给了村里的小学，只留了这一本，说是留给我的。不管以后去到多大的城市，也要记得回来。那一刻，憋了一天一夜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抱着母亲大哭了起来。

    多年后，那本《木兰从军》仍然跟随着我，我带着它去了省城的大学，去了大理的洱海，去了上海的外滩，去了北京的故宫……去了许许多多地方，但我仍然选择在一段旅途之后回到故乡，回去看看荒草覆盖的院坝，看看愈发葱郁的大山，看看山腰处的书爷爷，看看已为数不多的乡亲们，看看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书爷爷说过，埋着亲人的地方就是故乡。

    责任编辑：谢宛霏

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