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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02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王子君:为纪实文学创作布下一道永不消逝的光

本报记者 只恒文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2年08月02日   02 版)

    王子君,祖籍湖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现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16部,主要作品有《白太阳》《无花》《黄克诚在中央纪委》等。获得过中国人口文化奖、冰心散文奖等奖项。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电影《母亲花》编剧。另撰有长篇纪实《黄克诚在新中国》,电视剧本《黄克诚》《老子外传》等。(受访者供图)

    2013年盛夏时节,王子君受邀担纲电视剧《一代楷模黄克诚》的编剧,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她结识了《黄克诚传》编委会的前辈们,她被编委们对弘扬宣传黄克诚品格的热情深深地感染。

    剧本完成以后,她意犹未尽,又完成了近60万字的《黄克诚在新中国》纪实文学,和纪录片《开国大将·黄克诚》的脚本。

    经过一次次走访、采访、查阅资料的资料收集工作,王子君掌握了海量的“第一手”材料。“我是完全被黄克诚这个人物吸引、震撼,情感上受到极大冲击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才决定写这部纪实文学的。”谈起创作初衷,王子君这样对《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说。

    正因为有这样的创作冲动,也才触发了极大的创作才情。她不断地运用各种创作方式,将自己写作小说、散文、剧本的经验融入创作中,走近黄克诚的人物形象,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此过程中,她不仅对黄克诚波澜壮阔的人生产生了景仰之情,发自肺腑地愿意为他的精神鼓与呼,还从心灵深处对黄老产生了情感认同。“只有情感认同,人物才能在你的心里、你的脑子里活起来,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王子君的纪实文学观念的成长与发展,也就是这样潜隐在《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创作之中。

    “王子君在《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中,写出了人们熟悉的‘这一个’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黄克诚,为中国文学历史人物形象长廊增添了一个耀眼的人物形象。”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散文家任启亮给予这样的评论。原总参办公厅编研室主任、《黄克诚传》编写组副组长李柱江也撰文评论道,“该书彰显出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作者塑造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全党公认的、人民认可的黄克诚,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历史的长河里,时间越久,越立得住”。

    这十年,有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党百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无论是围绕百年党史,以早期革命者为主角讲述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英勇抗争的感人事迹,还是书写和弘扬民族精神,以文学笔法生动还原历史现场和塑造人物形象,都涌现出一大批题材丰富、事迹感人,深受读者和观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比如,《觉醒年代》《长津湖》《五星出东方》和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等。这些作品在当代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参与塑造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灵魂。

    那么,像黄克诚这样的历史风云人物,怎样才能在作品中体现出他的思想脉络,并将他的精神财富时代化,这是考验作家笔力的试金石。

    王子君没有陷入一味歌颂式的创作,没有过分强调和粉饰,给人物人为地拔高,没有让自己的创作形成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她对《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说:“脸谱化对人物只会起到矮化的作用,失去人物应有的高度。要突破脸谱化创作,就必须对自己所写题材有一种使命担当,在矛盾冲突处绝不能缩手缩脚,要勇于立体化、多角度、多方面地塑造人物。塑造人物是为了表达思想。思想表达到位,题材、内容、境界才能抵达完美。”创作《黄克诚在中央纪委》时,她塑造人物不是简单叙事,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思想脉络,挖掘人物的“魂”。因为思想脉络清晰,有了“魂”,呈现出来的黄克诚就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大写的“人”。

虚构是纪实文学的柴火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是鲁迅先生谈作文的秘诀,也是王子君为文为人的真谛。

    为人要“实”,为文则需要“虚”“实”结合。

    2017年,人民出版社向王子君约稿撰写《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当时,中央纪委即将迎来恢复成立40周年,由于要独立成书,又是重大题材,王子君花费了很长时间用于采访、选材和撰写。

    她重视纪实文学中的真实,又不局限于事实的真实。长久的创作实践,让她主动践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她着力展现出黄克诚“用一生践行自己的誓言,对党的一片初心从未改变,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传奇故事。这是她创作上大事的不虚原则。

    在《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中,事件的链接、史料的取舍、人物的关系,王子君下足了功夫。在王子君看来,“纪实”是“实”,文学是“虚”,之间的“度”必须统筹考虑。真实是纪实的核心生命,要产生出“纪实即史”的效果,容不得半点虚构,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和剪辑;虚构是纪实文学的柴火,可以增加情感的热度,但和小说创作的虚构又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更值得珍惜的,是她笔下对小事不拘的演绎,是她纪实文学中的“柴火”以及燃烧的青烟。历史远去,有些细节深嵌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需要她细心地拨动、厘清,才能放出原本的光来。她通过文学性的描写,将客观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感染力以及厚重感。“文学手法在纪实文学中的运用,目的是使事件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这里的‘虚’也要首先实有其事,在事件真实的前提下,然后才是虚构想象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要使当时的形势、历史的场景、当事人的心理特征等,都基本符合在场人物的身份和观点认同,这样才能不仅不影响其可信性,反而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很真实、很自然、很生动感人。”王子君说。

    在创作实践中,她一刻也没停止过对写作素材进行再创作的意愿,一刻也没停止过对创作观念的省思和更新。王子君认为,创作者必须在坚持历史题材创作原则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具有秉笔直书历史的勇气,绝对不能有半点投机取巧的思想。要沉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要有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更要有一种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气魄,不瞻前顾后地投入创作,在历史的赐予中找到最有力的表达方式,把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思想和情操饱满地呈现给读者。

创作就是编织一道爱和美的光谱

    “百万大军下海南”,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建省时一道壮观的文化风景。王子君是“闯海”文化大军中的一员。至今她的作品依然可见到大海的浪潮和冬日的暖意。

    王子君有一个自幼养成的读书好习惯,记笔记。特别是读借来的书,遇到精彩的段落、动人的情节或产生什么感悟,自然不能和读自己的书一样,随手在书上折页、画记号、写批注,而只能用一个笨办法,手抄。于是,她便有了一本又一本读书笔记本。因为那个年代物质欠丰,不能买规格统一的、心仪的笔记本,因此她的笔记本也是五花八门,开本不一,颜色不一,材质不一,来源各异。

    这一本一本的笔记本,见证着她对读书对文学如饥似渴的热爱。这些“笔记本”宛如一个“百宝箱”,伴随她从故乡湖南起步,闯荡四方,远走京城。

    笔记本上,有对冰心“爱的哲学”的崇尚,“这影响着我的创作风格,她让我相信文学创作就是编织一道爱和美、和能量交错的光谱,致力于追寻真爱美的终极价值”,王子君说。

    笔记本上,马克思关于“作家”的论断影响着她的创作思想。“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他绝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这话烙在了她的内心,让她领悟到文学对于心灵慰藉的巨大意义。

    初到海南,王子君在环海南岛采风时曾参观过位于儋州市中和镇东郊的东坡书院。那时,她还无法理解,东坡从那么遥远的北方来,从那么高的官位上贬下来,为什么竟没有郁郁寡欢,自暴自弃至绝望终老。她也不明白林语堂所说的话,“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

    三十三年后,她却想穿越千年,去桄榔庵聆听东坡先生讲学。她常常回想,东坡先生“是不是和我一样,一上岛就被这里的椰子树、凤凰花,被苍古的土地,浩阔的蓝天和海洋所迷醉而忘了现实的艰辛?”

    在海南生活的十年,她年轻气盛,或专注于生根立业,时常为自己遭遇到的谗谤与挫折而心生愤懑。直到北上京城,远离了这片海洋,她才深切感悟到,与东坡先生相比,“我所经历的挫折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为此我庆幸我一直以海南为心灵之乡。我希望自己在花甲之年住到儋州去,与东坡书院为邻,融入你的千年气象,潇潇洒洒……”

    湖南的辣椒,海南的波涛,深圳的市声,北京的秋味;做记者,任编辑,当编剧,写小说散文。数年的况味,南北的阅历,让王子君为自己的纪实文学创作布下了一道永不消逝的光。这光有着独特的光谱,光谱里有奉献,有热爱,有执着。

    这一刻,王子君于内心发出感慨,“只要创作,我就快乐,心中就充满了爱和美,充满了力量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传导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一定可以产生光谱一样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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