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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近几年，石一枫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其中许多作品都以北京为故事发生地，兼之以幽默的语言和强烈的故事性，这让不少读者和研究者将石一枫的写作放置于老舍和王朔等京味作家的文学脉络中分析。不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追求的作家，石一枫写出了容纳着各个阶层、携带着各类记忆、散发着多种气味的当代北京，也勾勒出了生活在其中的颇具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这使得石一枫的京味小说具有强烈的当代感和现实感。
他的新作《逍遥仙儿》将目光聚焦于北京市海淀区小学家长群。“我”和王大莲、苏雅纹几年前因机缘巧合打过一点交道，现在则因为孩子是同班同学而多有来往。几年不见，王大莲成了一夜暴富的京郊拆迁户，苏雅纹是文雅内敛的精英知识女性，“我”则是无论文化资本还是金钱资本都处在中间地带的北京“土著”。在孩子们毫无芥蒂地日渐成为好朋友的日子里，三家的家长们却因为利益、“鸡娃”方式等诸多不同而发生层层冲突、重重纠葛。
小说中频繁出现而又不停变幻指代对象的“我们”“你们”和“他们”，是这些冲突和纠葛最具体的象征物。当“我们”是我和王大莲及其父亲道爷这样的北京“土著”时，苏雅纹为代表的“他们”就是一群不懂老北京话语体系的外省人，她若想借用王大莲的半扇楼来继续鸡娃，就得通过“我”才能和“王大莲”一家做好沟通。当“我们”是我和苏雅纹这样的知识阶层时，王大莲就成了“他们”，她需要和苏雅纹学习，才能逐渐融入精英家长们的“朋友圈”。当“我们”是王大莲和苏雅纹这样的女性时，包括道爷和“我”在内的“他们”就是那群不尊重女性的男人，王大莲为此不惜和父亲决裂。而当故事最后，斯坦利出现心理问题和伤人行为时，“他们”变成了排挤他的孩子家长，苏雅纹、王大莲和“我”则变成了关心和维护他的“我们”。
阵营的多次解散和重聚，其背后的原因有利益的纠葛、情感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和困惑。王大莲和道爷在陡然而富后，对于如何坚守自我或寻找一个新的“我”产生诸多疑虑。王大莲在变成苏雅纹的路上越走越远，反倒既疏远了苏雅纹，又决裂了父亲。道爷经历了从网红到“塌房”的过程，强烈的宠辱刺激使他患了厌食症。苏雅纹精心维护着自己的精英知识女性形象，偶尔的用力过猛又显出了她的虚荣，斯坦利的精神问题既是学习的压力，更缘于母亲的紧张状态。而“我”虽然本心想让孩子放松，却总难拒绝他人“鸡娃”的要求，这同样是源于内心的茫然。
精神的困境驱使大人们艰难求索“自我”的出路。故事的最后，局势达成了一种温情的和解。尽管王大莲和苏雅纹经历了一番“你变成我”“我变成你”的接近，又因为同样的原因疏离，但她们还是各自借用自己擅长的领域给予了对方帮助：王大莲用最朴素、最底层的思维，通过原始的陪坐方式解决了斯坦利被其他学生和家长防备、排挤的问题，苏雅纹则使用精英女性的阅历帮助王大莲处理了后者最害怕的来自“制服”的压力。
有意无意之间，两人都从对方身上寻找到了一些力量来帮助自身纠偏。王大莲终于同自我、同父亲和解，道爷则躲到更远的地方做回种菜的老本行，也寻回了内心的平静，而苏雅纹也带着孩子去异地寻求别样的生活。不论双方各自属于“你们”“我们”还是“他们”，相比故事中急进功利的其他家长，看似差异巨大的王大莲和苏雅纹都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尊严感和友善之心。这些品质正如故事最初把三方联系起来的那个小黄鸭，它是那样明媚、轻盈、自由而无目的，是晦暗苍杂的现实中一抹安慰人心的亮色，是沉重下坠的生活中一股托举人向上的力量，势单力薄却又从容有力。
串联起这些故事的，则是作为叙事者的“我”，一个被迫“内卷”的北京土著。和石一枫许多作品一样，“我”是一个“有点文化的、游手好闲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这既是一种方便的叙事策略，使“我”可以作为故事参与者来勾连不同境遇乃至阶层的人群，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间离的效果，让“我”作为故事旁观者来完成对当下生活的反思。这是石一枫找到的合适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站在“我”身后，读者看到道爷如何上演了一出走马灯式的生活悲喜剧，也看到苏雅纹这样的精英群体同样有可能在时代大潮中面临家道中落、孩子生病等多重煎熬。他们在这些动荡中显现了虚荣、脆弱和进退失据，但也呈现了生命的尊严和内在的蓬勃力量，令人感喟。
不论是因拆致富的暴发户群体，还是“鸡娃”精英父母，石一枫都通过他深入的思考和娴熟的写作，细致展现这些群体的生活，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构建了一个个“立得住”的经典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帮助我们挣脱那些夺人眼球同时也将人标签化的新闻话语，让我们重新端详身边的世界，重新去理解标签背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悲喜和追求，体会他们的心灵震荡。石一枫的写作向我们证明，尽管时常出现“文学式微”的声音，但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仍旧能给人强烈的真实感、阅读快感和审美愉悦，小说在处理当下生活题材时仍旧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和魅力。
责任编辑：谢宛霏
李馨
